俞敏洪：你跟莫言住过同一个宿舍，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你妒嫉吗？
余华：他获奖那天，我第一时间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由衷祝贺他，为他获奖感到高兴。别的作家我不清楚，但我这么说，他一定相信，我们太了解对方了，我们两个人都是互相欣赏，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莫言得诺奖当之无愧。
俞敏洪：心中想的是不是为什么不是我？
余华：我觉得应该是他。而且我们两个人住一个宿舍的时候，我真没有想到我们现在会变成同事，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北师大汇合。他是我们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的主任，是我有工作以来遇到的最昏庸的领导，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知道（笑）！
俞敏洪：大众对莫言的作品有不同的评价，你觉得有些评价是出于对莫言的妒嫉还是什么原因？
余华：有妒嫉的，更多人主要还是因为不理解，话是有上下文的，也有对应的场合，但会有很多对莫言文字的断章取义。
俞敏洪：有人对你的文字断章取义过吗？
余华：多了去的。
俞敏洪：有人曾经问过你，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你说你是。说过这话吗？
余华：我肯定是啊。我是一步一步的，就好比你1993年搞新东方的执照的时候，你肯定没想过新东方会做那么大。
俞敏洪：也没想到迅速变得这么小（笑）。
余华：你刚开始的目的肯定是，我要是有个一百人的公司，能维持下来，能盈利就行。我刚开始就是为了发表，然后去文化馆。为什么呢？文化馆工作太舒服了，拔牙多累啊。我在文化馆工作的时候，还算是比较老实的人，我是慢慢才不上班的，是用和风细雨的方式。
俞敏洪：刘作家和赵诗人他们是一直不上班的。
余华：他们都没到进文化馆那个档次。我进文化馆工作之后，先是迟到，然后是下午去，后来是一周去一次，再后来是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去，慢慢地他们就习惯了。后来我们有一次发福利，每个人可以有一辆自行车，最后没有我的，我妈还不高兴，说去要，我说不能要，他们把我忘了，要的话再想起来这个人怎么不来上班呢？我就没要。后来我跟马原交流过，我在海盐文化馆的时候，马原在拉萨，他用的方法跟我不一样，我是和风细雨，他是快刀斩乱麻。他不想在那上班，每次上班就跟馆长吵架，吵到最后，馆长就说，马原你别来上班了，“你说的啊！”，他还理直气壮，说不是我不想上班，我是很想上班，但馆长不让我上班，从此马原就不上班了。但今天像马原的方式和我的方式都是行不通的。
俞敏洪：到你这个年龄，对于写作，还有你刚开始写《活着》的那种热情和感觉吗？
余华：有。写作真的很愉快，但体力确实跟不上。我觉得写作不是脑力劳动，而是体力劳动。我也有锻炼，但因为我经常去的健身房是在地下室，关了快两个月了，所以我在家里买了一个椭圆机。我可以在小区院子里走路，但我还是喜欢去健身房、游泳池，那里面气氛好，在家里蹬椭圆机很无聊的。
我的毛病是写着写着没写完，就搁在那儿，然后又写另外的作品，这也是艺术家的一种美德——不稳定，艺术家不能稳定。
年纪大了以后，我其实在控制自己的脑子不要想新的东西，把没写完的几本书写完，这辈子就够了。《兄弟》在西方比较受关注的原因是，它用全景的方式描写了两个时代，好像曾经法国有一个评论家说“他竟然做到了！用全景的方式写，比寻找一个角度的方式写更困难，因为有一些东西不能回避，必须要写。”看到这个评论以后，我觉得那个人可能也是写小说的，因为他了解这种困难。
主持人：您现在写作是什么样的状态？
余华：我终于改过来了，现在下午写。《文城》我基本是晚上10点到11点睡一觉，半夜12点左右醒来，凌晨1点开始工作，到天亮再睡。之后发现不行，因为要等到中午才能睡着，所以后来慢慢调整，现在就是下午开始写作，晚上我就看看书，看看电影，然后睡觉。
俞敏洪：有没有半年不想写东西，某一天突然就想写，然后写得意气风发的时候？
余华：我不是这样，我是细水长流。莫言经常是背着包，提着箱子回高密，两个月回来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就出来了。我很嫉妒，他怎么写那么快，我说他是短痛，我是长痛。我在北京家里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莫言在高密写《丰乳肥臀》，那时候我们差不多半个月、一个多星期通一个电话，聊聊天，有一次给他打电话半天不接，拿起电话气喘吁吁，他说他在院子里跑步，体力不支了。
俞敏洪：有没有写小说写到最关键的时刻兴奋得不睡觉一直写下去的时候？是不是睡了第二天思路就中断了？
余华：有。一般写作最困难的是什么？是今天写完停下了，明天再继续往下写的时候，那个情绪你得续上。写一句话，现在是电脑里面删掉，但当时还要换一张纸，慢慢、慢慢那个感觉到了才行。那时候确实很需要体力，可能前面一个多小时都在写废话，等到后面一两个小时感觉来了，你的体力还得再保证两三个小时。年轻的时候可以，现在不行了，现在我就学海明威，知道明天要写什么了，在这个地方就不写了，哪怕我还能往下写，现在就不写了，我现在尽量用这样的方式节省体力。
俞敏洪：现在花多少时间进行写作？
余华：昨天没写，为了准备跟你见面。前几天写了，写三四个小时。
俞敏洪：现在不少网友说余华老师已经老了，你承认吗？
余华：承认。
俞敏洪：假如你能写到80岁，你觉得自己还能写出超越你现在所有小说的作品吗？
余华：我不这么想，我觉得写出现在小说平均线就够了。作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一种好奇心，对什么都想了解，如果没有好奇心，写作可能也就结束了。
俞敏洪：如果你好奇这个时代年轻人，我可以帮你介绍，我这特别多。
余华：每个时代，人的想法真的不一样。
俞敏洪：除了写作，我知道你还喜欢看球、看电影，你对NBA的球员如数家珍。
余华：对，我1982年开始看足球，90年代看篮球。当年第一支梦之队，巴塞罗那奥运会，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篮球是这样打的啊！莫言的写作就有点像篮球，进球特别容易，进入状态快，我的写作有点像足球，90分钟过去了还是0：0。
俞敏洪：看这种球赛，是不是对你写作本身的放松？为了清空脑子里想的东西？
余华：其实是对自己辛苦工作的一种酬谢。突然想到明天有一场很精彩的比赛要看，那今天就应该好好工作。如果明天没有比赛，今天是不是就可以偷懒出去吃个饭？如果后面有一个什么奖赏，会激励你把现在的工作做得更好。
俞敏洪：看电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觉？
余华：我看电影是因为睡不着觉，又不想看书，看书累。我一般都是在家里看，但贾樟柯的电影我会去电影院看，为了支持他，我们全家都去看。我欣赏他一直在他的水准线上，起码没有掉下来，他的电影值得去电影院看。
我基本上看的都是好看的电影，《野草莓》看过三遍，看的最多的电影是《美国往事》的导演导的西部片《镖客》系列，我看了估计七八遍，《西部往事》也看了五遍以上。
俞敏洪：你的业余生活是怎样的？
余华：我在网上跟人下围棋。
俞敏洪：平常跟朋友应酬、吃饭聊天多吗？
余华：不少。
俞敏洪：这种聊天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还是写作的需要？还是到这个年龄就应该该吃吃该喝喝？作家跟不同的人认识以后，了解他们的个性、行为、人生轨迹，也许就能变成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我有资格变成你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吗？
余华：把你写出来很难，你比李光头复杂。我觉得跟朋友们吃饭，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彼此之间没有那么实际的目的，但确实能够通过一些聊天多了解我所不熟悉的某些领域。比如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倾听去了解的。《兄弟》里写到李光头到日本倒卖垃圾西装的时候，他想去酒吧，但是他不会说日语，然后就写了“98”。这其实是个真事，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后来这个朋友向我要版税，我说我还没跟你收广告费呢。他做房地产，他手下的人挣了钱到日本去旅游，他想找酒吧，然后就在手心上写了“98”，但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
俞敏洪：希望未来还能读到更多余华老师新的、优秀的、可以传世的作品，我相信余华老师还是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实在不行我跟你一起写。你把我写成主角就行，写一个复杂的、不靠谱的主角，我给你当模特（笑）。
余华老师不那么耐看，但他的书还是比较耐读，他的几本重要小说我基本都读了两遍，有的甚至读了三遍。在小说中，在人物命运中，在字里行间，在又哭又笑中，在流着眼泪地感叹中了解到了余华老师写的时代和时代中的人物命运，这些是可以映照到我们自己身上的，让我们意识到要为了自己更好的命运去做出更多奋斗和努力。余华老师写着让自己流泪的作品，但又过着欢乐的现实生活，这其实有一点象征，我们人生中遇到的事情，很多都是要流泪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依然不能失去欢乐和自信。
余华：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欢乐的时候要远远多于伤心的时候，但欢乐容易被人忘掉，伤心你会记得更长。这就好比我和老俞走在大街上，旁边可能有人一边走路一边笑，我们不会在意，但如果有人一边走路一边哭，我们可能就会站住看他。其实我们生活中欢乐比悲伤多得多，我们要尽量记住欢乐的东西，忘记悲伤的东西。
俞敏洪：我们可以有深刻的悲伤，但还是要把自己的人生过成欢乐的岛屿。现在大家都觉得你是段子手，觉得你就很欢乐，网上还有很多人专门截你的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