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2022年7月22日直播“对话余华”）
前言
前段时间，余华老师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兄弟》新版上市了。《兄弟》主要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故事，并通过故事反映了中国社会四十年间的变迁，可以说是一部既深刻又好读的中国社会变迁历史。借此契机，我俩相约进行了一次对谈，聊《兄弟》、谈文学、侃生活。
主持人：相信大家对两位老师都非常熟悉，读者关于余华老师的热评就是“把快乐留给自己，把悲伤留给读者。”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余华：我认识俞老师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我。我们之前见过一次面，再早以前在视频里看到过他，有一些是演讲发言，有一些是朋友聊天，他早期上课的视频我也见过。新东方几乎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跟中国的不少家庭都有关系。
俞敏洪：一样一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不认识我。余华老师出《活着》的时候，我应该算是第一批读者。那是1992年，我的新东方还没做起来，所以读《活着》特别有感悟，那时候我是一种拼命挣扎的状态，当时想我要能活下去就好了。读完《活着》以后，他后来出的每本书我都读过，《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文城》，我都读了，所以神交已久。后来我看他的采访视频，觉得这个人自己这么快乐，却写出这么悲苦的书，这是折磨别人，自己享受（笑）。
主持人：你们第一次见面也像网友见面，跟网上的印象相比有什么反差吗？
俞敏洪：没什么反差，我看过他很多视频，包括《朗读者》在内的采访视频。他能稍微喝点酒，所以我们一上来就能碰碰杯，尽管他酒量估计不如我。我不是真正的文人，所以不存在文人相轻，他跟莫言有没有相轻我不知道（笑），总之我跟他没有，我对他有崇拜。
我喜欢的中国小说家屈指可数，特别是现当代的，余华的书最能打动我。他写的书很多都是农村背景、城镇背景。我是1962年出生，我们俩是同龄人，都在南方小城镇长大，他写的那个时代或多或少我都亲身经历过，所以那种感觉比较亲切。我知道这类人的生活状态大概是怎样的，所以尽管有一点超越现实，有一点魔幻现实主义，或者浓缩的现实主义，但如果把一个人的命运扩大成那一类人的命运，实际上是八九不离十的。比如把《活着》这本书中一个家庭的命运扩展成一个村庄的命运，基本是能吻合的，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人生悲苦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不是你能掌控的，你能掌控的是在出现人生悲苦的时候，如何更好地活下去，这是我读《活着》的感觉。后来因为喜欢余华的书，就一直读。
以前我觉得他是一个大作家，我是一个小商人，所以不敢攀附他，也是刚好有一个机会，朋友之间互相认识，说你想见见余华吗？我说他想见我吗？后来传过来的信息是，他也想见我，所以一起喝了一顿大酒。
余华：我以为这次见面还是喝酒，结果是工作，哈哈。
主持人：余老师创作《兄弟》时，是从具体的情景出发，还是从人物出发？
余华：首先有一点，肯定是因为《兄弟》涉及到两个时代，我和老俞都是这两个时代的人。这两个时代太不一样了，但因为你经历了这两个时代，有时候其实是麻木的。印象中从1995年开始，我经常有机会去国外，跟国外的同行或者记者们聊天，聊到我小时候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他们都会很惊讶地问道：“难道这都是你的亲身经历吗？”因为对西方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会有那么大反差的时代，所以我回来就想写《兄弟》这样一本书，写兄弟两个人的命运。
其次，为什么选择写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是因为可以敞开写。这种设定在写作的时候给你带来的发挥空间更大。如果没有血缘关系，可以把兄弟情写的比有血缘关系还感人，而且写到他们背叛的时候，从传统观念来讲也比较能接受，否则就接受不了。
有时候写作有点像当年老俞管理新东方一样，好多细节。比如人事安排，谁应该在哪个岗位上，谁应该做什么，只不过我的是可以修改的，他的指令一旦发出去之后就不能改了。
主持人：余华老师为什么想用“兄弟”做小说的书名？
余华：没有别的书名更合适。有的小说一开始就有书名，比如《活着》、《第七天》，一开始都有书名，《兄弟》大概是在上部没有写完的时候才确定下来，那会儿就知道肯定是“兄弟”，因为再合适不过了，无法找到别的词。像《文城》以前其实有个很庸俗的书名，“文城”这个名字是下厂印刷前才改的。
俞敏洪：我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一下。《兄弟》主要讲的是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所呈现出的中国传统意义上亲兄弟之间才会出现的冲突，描述了两兄弟在苦难中共同成长的过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由于个性的不同，两个人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分道扬镳，但两个人的背后始终有着过去那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情谊。实际上是用两个人物的命运描写整个时代的变迁，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兄弟情谊到如今面对新时代彼此之间个性和命运的冲突，这种关系在两个男人之间只能用“兄弟”或者“哥们”这两个字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