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1994年6月12日深夜，洛杉矶西部一住宅区里一只狗的狂吠引起了邻居注意。宅门前躺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女死者后来证实是辛普森前妻，而她身后是餐馆的服务员。两人被利器割断喉咙而死。
次日清晨5点，四位刑警来到建有围墙的辛普森住宅。他们在前门按了很久电铃，但一直无人应门。他们中一位叫福尔曼的刑警快速在宅内外进行一系列搜查，包括辛普森带血的鞋袜，而这些在随后庭审中被证明为非法或存疑证据
（华裔刑事鉴定家李昌钰是主要鉴识者）
，成为判决“辛普森”无罪的关键性转折。
而辛普森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列为重大嫌疑人，警察追捕他的过程被全国电视直播。从那天到庭审，再到今天，很多人仍然认为辛普森是凶手。他们甚至辱骂为他辩护、为他成功“开脱罪行”的律师。而时隔18年，在2012年，长期从事谋*案调查的威廉·迪尔在他的纪实文学《追凶十八年：我证明辛普森无罪》
（中译版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3月）
中将凶犯锁定在辛普森的大儿子、患有精神异常的杰森。
《时代》杂志封面上的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除了1994年的“辛普森案”，辛普森也于2007年9月在内华达州被逮捕，被指控犯有持枪抢劫和绑架等其他重罪，并于次年被判有罪。
在司法的程序正义规范下，辛普森最终因控方证据存疑被判无罪。争议在当年却也因此而来。那么，为辛普森辩护的律师，是否就是不正义的？如何去看待他们所坚持和使用的程序正义？辛普森案已经过去25年。追求公平和正义，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今天，我们通过两本书去重新审视围绕案件的是是非非。
第一本是辛普森案辩护律师团成员艾伦·德肖维茨
（Alan M. Dershowitz）
的《合理的怀疑：辛普森案如何影响美国》，在书中他回忆了自己在“赢得官司”后的舆论暴力，在辱骂者看来他丧尽天良，眼里好像就只有成功和金钱。第二本是国内法律研究者王达人、曾粤兴的《正义的诉求：美国辛普森案与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他们在书中站在中国法律文化的比较角度，对辛普森案背后的司法审判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和反思。
（前两节选自艾伦·德肖维茨《合理的怀疑：辛普森案如何影响美国》，后两节选自王达人 曾粤兴《正义的诉求：美国辛普森案与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
整合 | 罗东
艾伦·德肖维茨：当我们代理公众不喜欢的被告时
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在刑事案件中的角色被许多公众所误解，包括那些见多识广的公众。甚至许多律师也未曾真正地了解，在激烈争辩的刑事审理案件中，律师被期待做些什么。
辛普森案裁决作出几周后，我正和妻子在纽约麦迪逊大道上走着，一位穿着讲究的女士走向我们，说道，“我曾是那么爱戴你，现在我对你好失望——我丈夫会用更加难听的词汇。”她解释道，“你曾为夏兰斯基、波拉德等犹太人辩护。但现在你为像辛普森这样的*害犹太人的人辩护”。我说她错在曾经爱戴我，因为她很可能并不理解我在做什么。
走过几个街区之后，一位黑人拥抱了我，说：“太棒了。我爱你做的事情。”我告诉他不要爱我做的事情，否则很快会失望。
这两次偶遇——以及我多年以来、尤其是辛普森案裁决之后遇到的数百次类似情形——显示了公众对辩护律师的反应。当我们代理公众喜欢的被告时，公众爱我们。当我们代理公众不喜欢的被告时，公众恨我们。对有的刑辩律师来说，这无所谓，因为他们选择受欢迎的客户。这些律师从没有想过代理公众不喜欢的客户。
其他刑辩律师基于案由或支持者来选择他们的客户。他们会代理一般公众可能会不喜欢的被告，只要他们的特定选民赞成该被告就行。许多女权主义律师会为*害或伤害男性的女士辩护，而不问什么情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期待特定女权主义团体的支持。
《美国犯罪故事》（American Crime Story 2016）第一季画面。
真正是公民自由主义者的刑辩律师，没有支持者。许多声称自己是公民自由主义者的律师，仅仅是在利用公民自由主义来助力其政治生涯。在左翼分子受到反劳工势力、麦卡锡主义者和反移民极端分子迫害期间，许多左翼分子成为了公民自由主义者。更近一些的，当公民自由主义者被雇佣，而违反了某些左翼分子的宗旨时——比如族裔配额、大学演说法典和“政治得体”——有的左翼分子就开始把公民自由主义者视为左翼敌人。
同一时期，有的保守派披上公民自由主义的外衣，来质疑这些宗旨。经不起考验的公民自由主义者，经常对那些捍卫“不考虑政治、性别、种族和其他宗旨利害关系的个人权利”的公民自由主义者感到“失望”。
辛普森案裁决导致了“失望”的爆发，这和我32年律师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其他案件不一样。许多人认为该无罪判决是针对自己的，就好像他们自己遭遇了不公正。
我收到的恐吓信，过去曾仅限于责骂我是具有犹太人特性的荒诞反犹分子，突然变得更主流，虽然无疑是很尖酸刻薄的。的确，一些最恶毒、最可恶和最偏执的信件，来自于犹太人，他们说，他们曾经爱我，但现在恨我。
“你怎么能代理一个我认为有罪的人呢？”一些代表性例子如下。
过去，我买了你的书，在热线广播听你说话，钦佩你的智慧及对个人和公民权利的付出……很明显，你的哲学被用在了辛普森案审理中。不计代价、不考虑我们被保护进而免受谋*的权利，而一心要胜诉，是不道德、讨厌和自私的。当辛普森再一次*人时，你和你的辩护律师团的手上都沾满了血。
这种批评仅仅是因为，他们拒绝了解我们司法对抗制度中辩护律师的作用。作为刑辩律师的我的职责并不在于判断我的客户有罪还是无罪。通常，我并不知道。我的任务是在规则之内积极辩护。这就是我在辛普森案中所做的事情，我对我的工作感到自豪。
你在辛普森案中的角色展示了一幅清晰的律师画像，如果价格合适，这个律师会卖掉自己的母亲……我是大屠*幸存者，经常想起我出生并长大的罗兹市
（Lodz）
犹太人区或其他犹太人区的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at）
……你让我想起了他们，但你的价格是以美元和美分计算的。
我从来没有冲着律师费而代理案件，我代理的案件中，有一半都是无偿的。事实上，我在辛普森案中的律师费是比较低的，但当评论家们不喜欢律师代理的那方时，他们经常拿律师费做文章。
《合理的怀疑：辛普森案如何影响美国》艾伦·德肖维茨著，金成波 杨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7月版
艾伦·德肖维茨：律师仅为委托人辩护，还是也兼顾正义？
对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的最常见抱怨就是，他们扭曲事实，这种指责有一定道理。刑事审理什么都做，就是不探究事实真相。当辩护律师代理有罪客户时——多数人、多数时候都有罪——他们的职责是，用所有公平和道德的手段来审理，从而防止他们客户的有罪事实被暴露。不这么做——没做成或不愿反对不当取得的事实——就是渎职，会导致辩护律师被剥夺律师资格，其客户会被重新审理，这时，他会由一个积极的、愿意并且能够尝试阻止事实被证明的辩护律师代理。
喜欢或不喜欢它——当然，我喜欢它——这都是我们的《宪法》和法律制度要求辩护律师做的事情。如果辩方试图通过传闻或其他不适当证据证明事实时，我们的法律制度也允许检察官试着阻止这些事实被证明。但我们的法律制度强调：事实只有通过合法的和道德的方式才能被压制。
一个“低劣的”律师——至少根据《律师守则》
（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是指，通过不道德或不合法的方式试图阻止事实被发现的人。一个低劣的律师，其通常行为与职业律师的适当角色也不相符合。
辛普森案中，就像任何长期以来被热议的案件一样，双方行为都不完美，其他参与者也一样（从法官到媒体）。控方和辩方在前所未有的公开和审查压力下，都埋头苦干了很久。双方都犯错、发火，纠缠于琐碎细节，触碰了——也许有时是这样——多种法律和道德红线，这种说法很公平。
这对事后诸葛亮们是很有吸引力的，就像很多评论者所做的——很容易纠结于错误而忽视了良好的律师业务。每位专业律师都有辉煌时刻，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一些相当糟糕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