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大招风》是一部风韵独特的港片,也是近几年来,我感受过最具情绪渲染力的电影之一。
所以在这里,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谈它:一个是香港电影市场的环境,另一个是《树大招风》之电影本身随时代发展的变化。
怀旧和身份丢失《树大招风》由三位新晋导演许学文、黄伟杰、欧文杰各自拍摄一位贼王的故事,然后分别在戏中互相穿插。三个故事,能够被剪辑成为一部充满杜琪峰风格的电影,毫无违和感,非常完整。人物描写与配乐都十分出色,虽然前半部的剧情发展略为缓慢,但后半部分拍得很紧凑。
更厉害的是,电影仿佛是一部从未来穿越到过去的预言书,利用一个以90年代为背景的虚构故事,替往后的香港人发了一场梦,给予观众不少启示,值得深思。
《树大招风》也在杜琪峰的统筹下组成严谨的文本,留下极大的阅读空间。
杜琪峰一贯认为:导演必须懂编剧。因此三位导演足足写了三年的剧本。韦家辉经数十年形成的观点是: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生命,人物会带着情节往前走。因此在《树大招风》中,「韦式理念」体现得非常充分。如前所述,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竟有一批人还在精益求精,还在与自己过不去,坚持将自己认为对的东西传承下来。
三位导演甘于寂寞、甘于磨炼和忍耐的精神,实在叫人钦佩。
不过,在这个严谨的大文本下,三位鲜浪潮导演各自有发挥空间,可以在“贼王”的大框架下再作个别文本阅读。
因此,《树大招风》这个电影文本有两个阅读层面——三个贼王故事的小文本与三个部分组合在一起的大文本。
电影吸引观众的地方在于大文本的细致严谨无碍细节发挥,两个层面的文本结合成就一部层次丰富的电影,而且见影评人与观众有不同角度的诠释,也看到这部电影的开放性。
近年香港电影急于寻找本土回忆,确立某一种香港人身份,但往往野心过大而有损电影的可观性,邱礼涛导演就是其中一例。很多影评人有话想说,但在怎样说的关节上却好像还未找到适切的语言,时而太大胆露骨而失去开放性与想像,时而太含蓄而不见重点,而《树大招风》不失为这股迷失潮流中的成功尝试。
如果《树大招风》是一部20几年前上映的电影,相信它未必能够引起观众的强烈情绪。
虽然三位贼王无恶不作,但观众却很很同情他们,因为我们都在电影中找到了各自的身影——在90年初人心失衡、对前途感到迷惘不安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