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国欢谈的是「嗔」，但他对众生的怨怼并非无原无故。
由霸道的劫匪到温厚的商人叶国欢是一个充满弹性的商家，不会因受辱而动气，亦慬得因应时机而有不同计划。相对于卓子强对身边人的不尊重，叶国欢在走入内地后对所有人与事都显得尊重与谦卑，与屈服的香港仔性格不谋而合。
从叶国欢的部份看，即使是「贪」的香港人也有谦卑的一面，「嗔」是无奈的反馈，港人文化立体多元，亦正亦邪，因此港人的身分认同问题才会如此错综复杂。
谈身分认同的复杂性，叶国欢原是内地偷渡的移民，然后演化成香港大贼，最后又因为一句“大陆喱”而动怒，这也是小框架下探讨港人身分的妙笔。
剧情往下发展，叶国欢北上赚钱，被抢，公安局局长出面调解，要求叶国欢不追究抢匪的罪责。叶国欢心恨难耐，正要发作，局长便扫掉桌上用以行贿的花瓶，摆上枪。
同样的情境，选择权交到叶国欢手上，他可以拿起枪重拾自己身为悍匪不甘被欺凌的威风，或是拿起茶杯，服从于政商规则，继续回去点头哈腰。体制里的规则扳不倒，叶国欢选择了后者。
这两场戏对照的是心态上的变化，如同叶国欢从接受小弟帮忙点烟，到自己得去帮人点烟的小动作。
拿不起枪，成为叶国欢丢失尊严的一个具像化表现。
在电影最后的一段高潮戏，叶国欢拿枪扫射员警，小吃档变成火拼现场，电影最后留给他的一个脸部特写：在他中弹之后，奋力想捡起地上那把枪。求尊严而不得，一把捡不回手上的枪，便成为叶国欢故事里明确而迷人的主轴。
叶国欢想在内地北上发展，电影没有描写他贪图安稳的心态，倒是他看到走私的机遇比打劫还大，叶国欢的迷失不单源自于大贼受辱，更是他在机遇当前放下自己的引以为傲的长处，向不合理的制度卑恭屈膝。
他在办公室里示范如何执AK47，他在镜里看到以前的自己，呈现的正是昔日的风光与今日的屈就之间的矛盾。弹性的代价是失去自我，甚至失去尊严，而再有弹性的人也是人，当受到的压力到达临界点也会爆发。
叶国欢结局的恶大概是逼于无奈，所以能获大多观众的同情。
季正雄的部份写得最细致。
故事开始以枪*警*以至将身分证烧毁作始，脉络承继港产片象征失去身分认同、对身份感到迷失的卧底电影等潮流，但却不止于此。
卧底的身分不易发觉，但季正雄虽然努力隐藏自己的身分，但电影里的内地人皆隐约知道他的身分，如替他找省港旗兵的连长与最后找来的旗兵，倒是香港人对他的身分不清不楚。
另一方面，电影文本将身分迷失写得比卧底潮流电影更细致，林家栋饰演的十分低调，既是劫匪也是普通市民，隐身于大辉居住的唐楼，目标是传统的金行，部署的地点在马会。相于于身分特殊的卧底，电影里的季正雄是一个跟市民一起生活的普通人，而且是在内地人眼中却是半点也不普通的社会人。
电影另一方面在承继的是港产片“无能男”的潮流，由《干柴烈火》的杨千嬅系列到《我家有只何东狮》的张柏芝系列，那年代的港产片皆充斥失去男子气概的男主角。大辉以前是季正雄的手下，收山后娶了从事按摩的泰国妻子，健康不佳，赋闲在家照顾女儿。最后他为妻女而勇敢背叛，不普通的「普通人」因难忘旧情而放弃原则，季正雄的故事总像是一套港产片两大潮流的总结或转向。
两者关键皆是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