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是一部战争片。影片讲述了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四行仓库的国民革命军士兵抵御日军四天四夜的英勇事迹。这部电影的大致剧情为淞沪会战后期，中国军队第88师524团团附谢晋元临危受命，率领400余名官兵（外界称“八百壮士”），坚守闸北四行仓库（即四行仓库保卫战），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四行仓库与上海公共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是一座25米高之混凝土建筑，原是金城、中南、大陆、盐业4间银行合资建设之仓库，所以称为“四行”。建于1931年，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是该地区最高建筑。由于先前是第八十八师师部，因此仓库中贮存大量食物、救护用品及弹药。
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背景是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入侵中国。日军自平津地区一面向西进攻晋中腹地，另一面也开始着手向华东地区进发。日本为扩大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中国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尽管后勤保障不利、士兵训练不足及缺乏空中、重炮支援等困难，国民革命军仍固守几近成废墟的上海。
1937年10月26日，国民革命军在上海闸北区抵抗日渐艰难，日军已突破国民革命军大场防线。负责防守闸北一带的部队是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由于战事的逐步恶化，第八十八师司令部在这之前已经转移了四次，10月下旬第五次转移迁到四行仓库。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认为四行仓库侧后不足200米有两个巨型煤气罐，内储30万立方米煤气。若日本空军投弹稍有偏差，煤气库即会爆炸，且四行仓库东侧是西藏北路和沿河的苏州路，均属租界范围，泥城桥和西藏北路又由美英军队、万国商团守卫，日军其时还不敢向美英军队挑衅，因此四行仓库地理位置有利。当时，蒋介石命令闸北区所有军队撤出，以防卫上海西部郊区，同时命令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顾祝同让精锐的第八十八师单独留守。孙元良派遣的黄永淮在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之后由谢晋元继任。孙元良亲自命令：“你们最好把指挥所和核心部队布置在这里。这幢庞大的建筑物不只坚固易于防守，同时更易于掌握部队，我们的新兵实在太多啦。这里粮弹存储很多，饮水也有存储。有这样好的根据地，你们可以坚持下去，好好地打仗了。”中国孤军营主要军官：谢晋元、邓英、雷雄、上官志标、唐棣。其实这支中国军队是一个加强营，不是团，但当时为迷惑日军，国军在其正式通讯中用“五二四团”代替“第一营”。另外其指挥官谢晋元当时的正式职称是团副，并非团长。
自10月26日起，留守仓库之中国士兵们开始与日军展开四天拉锯战，直至11月1日结束。守军用仓库内的沙袋、装玉米、大豆和其他货物的麻袋构筑工事。并将楼内电灯全部破坏以便隐蔽，焚烧四行仓库周围房屋。10月27日，主力部队正在马不停蹄西撤，孤军固守四行仓库注定没有援助。谢晋元曾告诉部下：“本军所奉的命令就是要死守四行仓库，与最后阵地共存亡。所以这个四行仓库就是我们四百多人的坟墓，我们全都要战死在这里。我们中间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要坚守阵地，和敌人拼死战斗到底！”
11月1日，谢晋元带领376人分小队均完成撤退。11月2日，谢晋元在孤军营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证实“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受伤入医院治疗中”。第一营最初有接近八百人，但经淞沪会战的消耗，参与坚守四行仓库的官兵只有四百余人。四十一号中国女童子军杨惠敏曾在10月28日中夜，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火线，向守军送去青天白日旗后，从四行仓库带回的人员名单有八百人，因此被称为“八百壮士”，响彻中国，但名单数量其实是为了吓阻日军而虚设的。
这一役，孤军坚守最后阵地，力战四日夜，击退日军六次围攻，日军死约200余，孤军伤亡37人。结束后，蒋介石提升了所有参加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部队撤退后随即宣布与第八十八师汇合，但马上被租界内的英军拦截没收武器并限制自由。部队马上被缴械。这是因为日军威胁：如果让他们离开就要入侵租界。他们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胶州公园隔壁孤军营进行隔离。此后，这些在战火中孤军奋战、舍生忘死的英雄们在胶州路拘留营被整整软禁了四年。
1941年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8日， 日军接管拘留营， 先后将330余名的“孤军” (即“八百壮士”幸存战士) 官兵押到月浦、龙华做苦力。1942年4月， 汪伪政府为了拉拢这批孤军官兵参加所谓的“和平运动”， 将他们全部转移到南京。对外则大造舆论， 说这些孤军是到南京晋谒中山陵， 拜祭先总理孙中山的。到南京后， 汪伪政府用小包车带孤军官兵参观南京市区， 并给每个人发放了优厚的慰劳金。然而孤军官兵深知汪伪政府的丑恶面目， 大义凛然、不为所动， 拒不接受汪伪的拉拢。汪伪政府恼羞成怒， 将全部孤军关入老虎桥俘虏营 (原江苏第一模范监狱) 。
老虎桥监狱是一座人间地狱， 以刑罚残酷而闻名。日军强迫孤军做苦力， 挑大粪， 百般折磨。由于战事趋紧， 需征用大量劳力， 同时也为了不让孤军团结在一起， 日军实行分散看管， 分别把孤军们押往裕溪口、杭州、孝陵卫、光华门等地做苦力。期间，有人被折磨致死，有人侥幸逃出，还有人越狱后返回重庆或参加新四军。回到重庆的人要求重新入伍， 恢复原孤军建制。但是军方认为孤军所剩人数过少， 没有批准。这些人只得无奈解甲归田回到各自的家乡。也有混的不错的，比如杨养正、万连卿等人，留在重庆继续参加抗战。
抗战胜利后， 各地幸存孤军纷纷来沪。因为物价飞涨， 生活艰难， 政府对孤军也无适当处理， 致使他们流落街头。1946年《文汇报》刊载了“在镇江有一壮士在街头流浪乞讨为生”的报道， 让人们又想起了曾经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八百壮士。时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 曾在上海大光明戏院召集孤军官兵开会， 封官许愿， 动员他们归队服役。但壮士们早已对当局心灰意冷， 以“仗我们已经打够了， 不想再打了”为由， 拒绝了汤恩伯的要求。对流落上海的孤军， 国民政府仅发一点救济金， 百余名穷困潦倒的孤军生活无着。1947年3月市政府同意将大达码头交给孤军管理， 让孤军们从事搬运工作， 以劳力维持生活， 同时又组织了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 分总务、码头、运输、生产、福利五组， 孤军们自食其力， 还有的孤军找到了当门卫、车夫、街头清洁工、铁路警察等工作。
抗战胜利后， 关在老虎桥俘虏营的80名孤军终于获得了自由。所有幸存的孤军官兵都不会忘记没能见到胜利的100余位战友。1946年， 100余位幸存孤军齐集上海孤军营旧址， 缅怀他们的老团长谢晋元。
解放后，上海市长陈毅曾安排部分孤军的工作，但大多数幸存的孤军官兵都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务农为生，主要分布的地区有湖北、浙江、四川、上海等地， 以湖北最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孤军因参加国民党军队而受到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 这些抗日有功将士的功绩逐步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一些冤案也得到了纠正与平反， 有的还享受了一定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