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山的大劫难，震惊全军，轰动全国。
记者、作家向朗姆茄纷至沓来。画家叶浅予先生也来了，听说有一个女兵爬出了野人山，特地从军部赶来给我画画，准备拿到重庆去展览。
画完后，叶先生把画像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画夹里，抽出一张送给我。
我当时不知道叶先生的名气，只觉得重庆派来的一定很有名，把这幅画小心收藏了。
没想到，正是这幅画，在我后来最绝望的时候，投来了第一抹曙光！
朗姆茄有一个美军医院，师里原有女兵都死在野人山了，国内运来的补员兵也都是男的，我成了这里唯一的中国女兵。
这偌大的军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女人，就是我们廖耀湘师长的太太，她是乔装打扮随驻印军抵达的。
廖师长夫妻二人感情很深，廖夫人在战争时期也一直跟随左右。他们特别接见了我这个特殊女兵。
劫后余生，在印度，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到1942年底，至朗姆茄训练的兵力已达32000多人。训练场上*巨大的标语牌:“下劲苦练，*回缅甸!"
第二年秋季，部队开到野人山边缘地区，进行丛林适应性训练去了，每个连队只留下个把弟兄照看营房，许还山已经跟着部队出发了。
这时我已怀胎数月，即将临盆了。在美军老医生的帮助下，我的女儿哇哇落地，我给她取名叫“竺兰”，纪念她的出生地。
伴随着孩子的出生，中国远征军报仇雪恨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战斗打响后，廖夫人邀我陪她前往印度的旅游胜地葛伦堡度假，我人在风光秀丽的葛伦堡，心却日夜牵挂着野人山中的战事，牵挂着连孩子的面都没见着的许还山。
好在令人振奋的消息不断从前线传来，我与廖夫人成天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
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在豌町西南的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胜利贯通。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驻印军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祖国怀抱。
在朗姆茄留守处的人员，也接到命令，由中印公路回国。消息传到留守处时，我抱着女儿竺兰高兴地跳起来，激动的泪水不知不觉夺眶而出。
出国已经三年了，日思夜想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怎么不叫我激动万分呢！
车队登上畹町大桥，望着手持鲜花，夹道欢迎的人群，我的双眼又一次模糊了。当初出国时，也是此情景。
在云南曲靖，我与许还山匆匆见了一面，战火又把他招向湖南芷江。我们在芷江相逢，随后开去上海，不到三个月，又开赴东北战场。
1946年，我孤身一人在上海分娩了第二个女儿。
一个无职业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不知为何，东北战场上的许还山一直杳无音信。不得已，我带着两个女儿，踏上了千里寻夫的征途。
东北战事吃紧，部队调动频繁，我拖着两个孩子在战火中辗转一年多，也没能见到许还山的面。
我想，肯定是他军务很忙，不好请假。
女人的心，常常太善良，太天真！
1947年尾，我在锦州附近的汤干子镇，终于找到了许还山，他是团里的卫生队队长。
我一路奔波虽很疲劳，但心情激动得不能入睡，靠在床铺上等待丈夫的到来。直到深夜，他才回来。
可他轻轻推开门后，见到我连句话都没有，看了眼孩子后，就木然地坐到凳子上。沉默许久，才望着我说:“桂英，我对不住你。”
许还山有了其他女人，对方已经*了，他说不能对不起她。许还山走了，我带着一对孩子睡了，泪水湿透了枕头。
第二天我含泪登上返回沈阳留守处的火车，东北解放前期，在许还山的安排下，我回到他安徽老家怀宁县的乡下。
家中只有婆母一人，由于祖上传下了一些家业，家境还算殷实。不知是婆母性情怪癖，还是许还山有话于她，我们的到来，婆母多有不悦。
到1948年春，许还山从东北给婆母来信，让我回长沙，随信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合影。
婆母从此翻脸不认人，成天骂我死不要脸，赖在她家。亲人的侮辱，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多少个夜晚，我想跳水自尽。
可看着床上熟睡的女儿，孩子投胎投错了门，我解脱了，她们尚小啊。不能重走我这个没有母亲的老路。
在婆母的欺辱下，我忍无可忍申请了离婚，在新政府的保护下，家中的不动产房屋和田地一分两半，与负心的丈夫和狠心的婆婆一刀两断了。
好在我有些文化，镇上小学聘请我当了一名老师。后分配到容岭小学执教，在这里四年，我也经人介绍，与一位姓谢的基层干部结了婚。
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一起熬过三年自然灾害，可生活再艰难，又怎能与野人山中的困难相比呢！
然而，一个政治风浪打来，我被吞没了。
“反右”运动开始，老师都要向党坦白交待历史问题。我想来想去，自己一个孤儿受尽磨难，有什么可交待的，便把参加远征军的经历讲了出来。
这下可闯了大祸了！
远征军？远征军是干什么的？一个女人出过国，耸人听闻！
便顺藤摸瓜，审问起来:“你出国究竟干了哪些事?”、“你与外国特务有哪些联系？”
该说的，我都交待了，稀奇古怪的传闻在教师间散开了，说我是暗藏在大陆的女特务，说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钦佩我，我的老实是装的。
我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不知所措。会场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我成了批斗对象，主持人让我把黑历史都交待岀来。
小组批斗后，大组又进行复斗。我被批斗数月，究竟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从未有人告诉我。
就这样，我被下放到了偏远的农村，第二年老谢也跟着我下放了，不久他又染上了肺结核病，被肺病活活折磨死了。
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一个也没躲过。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几度来抄我的家，我怕叶浅予老先生为我画的画被抄出来，给我罪加一等，便含泪把画和照片全烧了。
直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我才看到了希望。
小女儿不能上学，大女儿不能入团，要她们与我划清界限。我一辈子抬不起头不要紧，让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我死不瞑目啊！
可我等了七年，那场大战仍被历史的尘埃覆盖着，没人提及，我的平反也就无从谈起。
时间进入到1985年，这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我总感到这年要发生什么事儿。
这种预感真的变成了现实。
在这一年，党和国家开展了隆重的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一些*的讲话、文章中，对中国岀兵缅甸作战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省城一家医院工作的二女儿来信告诉我，她看到了一篇报道，是关于孙立人在缅甸抗日有功获奖的情况，虽然夹在报缝里只有几百字，它还是令我们全家欣喜。
因为它是一个信号：中日缅甸之战可以公开报道了。
护士长何珊临死前的一幕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她要我把野人山大劫难告诉世人的遗嘱。
是啊，我这个侥幸活下来的人，现在是时候把那段经历公诸于世，这也许就是老天让我活着的意义。
于是，我背着子女，偷偷地动笔了。
我当时没有分文收入、没有栖身之所，靠在子女身边轮流生活，文化程度又不高，要再现四十年前的那场经历是困难的。
我从儿女们给我的零用钱中节省下一点钱，买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用白纸装订了本子，到哪里就背到哪里。
夜晚孩子们都睡下了，我便开始一点点回忆，一点点记下来。在泪水浸泡中，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回忆录。
插画师根据文字描述还原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叶浅予先生仍然健在，是北京的大画家，便试着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推荐发表我写的回忆文章。
叶老仍记得我这个爬出野人山的女兵，他立即把我的回忆文章转交给《新观察》杂志社。不久，文章在《新观察》刊登了岀来。
第一次尝试的成功，使我的胆子更大了。
我多次找有关部门，申请组织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査，给予平反。接待我的同志一翻档案，说，你有啥要平反呀，本来就没有给你定什么罪，戴什么帽子呀？
我的档案里只有关于“错误思想严重"、“历史问题复杂”的记载。
天呐，这些年来，批了斗，斗了批，都是因为乡下一些人乱来一气。
1990年6月的一天，当我从怀宁县信访办公室，用颤抖的手接过退休通知书和退休金时，我热泪盈眶。
这年我已是七十高龄了。
晚年我努力清醒地活着，接受了很多媒体、志愿者的采访，子女们不理解，他们担心我激动，害怕我出事。
我一遍遍重复讲述那段地狱中爬行的日子，只为世人不要轻易遗忘，那些永留野人山中的白骨与忠魂。
他们还挣扎着想要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