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后的她在一个琴行当钢琴师，教学生弹钢琴。本来生活平平安安过下去，也就相安无事。
谁知遇上了周文瑄，一个让他心动的男人，让李静死去的心又点燃了，让她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后来的剧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她还给周文瑄送上纸折玫瑰，并且在玫瑰中写了一些甜蜜的话，比如“你今天一共对我笑了5次。”“今天在你家喝的水杯，会是你曾经用过的吗？”
但是，周文瑄并未接受李静的爱意，因为这是他的家庭底线。周文瑄对李静的关心，不存在男女关系，仅仅出于同情心，出于感恩回报。
于是，周文瑄帮助李静例行检查完身体后，从护士进来看到她倒在地方开始，她的心里就已经播下了复仇的种子。
这是李静出现的第一次思想波动——复仇。
后来周文瑄好心送李静回家，快到家的时候，周文瑄通过后视镜关切地看了李静一下，然而李静送给他一个并不善意且充满仇恨的眼光。
我们看到，李静面对一个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场，不仅要面临着证词不足的被动境况，而且要面临着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但李静依然下定决心要起诉周文瑄。
为什么呢？因为两点：
在李静小时候遭遇到了妈妈男朋友的性侵，更可恶的是，她妈妈看着这一切，却并没有出手相救，这让李静对男人产生仇视感。这对于李静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然而更大的打击是，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周文瑄，但是周文瑄并没有接受李静。
两件事件的重叠，让李静下定决心要报复身边这个自己爱着的男人，因为在她看来，公平正义就是伤害对等，因为她已经受够了伤害，不想再被伤害了，必须要通过伤害别人抹平自己心里的创伤。
正如她阐述案发过程所言，“我挣扎越大，他越用力抓我。”
这是一种与伤害的对抗。
第一场庭审结束后，李静竟然表达了“我不想告了”的想法，影片中没有说明为什么，也许是面临记者的围追，内心撑不下去了。
不过在他人的鼓励下，她还是坚持要告下去。
在第三场庭审时，当陈志天最后询问周文瑄，“如果你是无辜的，李静小姐为什么何要毁你清白？”
镜头此时给到了李静，李静听到这个质问后，内心是不平静的，当时她并没有看周文瑄，因为她害怕周文瑄的回答，她的内心有所犹豫，所以她把眼神收回到自己下前方，因为她在反思自己。
这是李静的第二次思想波动——犹豫。
这种所谓的公平正义，对别人又是否公平正义？尤其是对自己喜欢的人又是否公平正义？
再看后来周文瑄被宣判罪名成立时，李静表现出来的感情，是无奈，是仇视，但并没有宣泄后的欣喜之情。
真正的爆发还自于李静的亲生母亲的上场，把一切丑陋全部揭露出来。
因为李静遭遇到了妈妈男朋友的性侵，而且被妈妈无视。
但是她妈妈竟然还在庭审上撒谎，当她说是被孤儿院里的一个男护士侵犯时，此时的李静彻底愤怒了，但是强制将这种感情压抑在心里，不过她的面部表情袒露无疑。
这是李静的第三次思想波动——愤怒。
李静非常平静地讲述了妈妈男朋友性侵自己的过程，在表面平静的下面，是内心巨大的伤害。
最终还是爆发了。
“为什么你们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为什么我不可以？”
“为什么你们可以得到爱我就不行？为什么我唯一的爱情你们都要剥夺？”
在李静撕心裂肺的呐喊中，把她心中的伤害全部发泄出来，这也是她为什么一定要起诉周文瑄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一定要让伤害她的人也受到伤害。
这也许就是一位弱势者心中的公平正义，因为她无法通过正当的力量维护公平正义，只能通过这种另外的方式惩罚他人，以此抹平自己受伤的心。
03薛肇文：公平正义在于追求辩护利益薛肇文的父亲是大企业家，作为一个富二代，同样继承了父亲的利益最大化基因，无论是企业经商，还是在法律服务，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陈志天的朋友在介绍薛肇文时这样说道：“不赚钱的案子他是不会接的，他打的每一场官司都未曾输过”。
正因为这样法律观念，所以薛肇文和希尔律师事务所的价值观相吻合，他也在那里干得风生水起，逐渐成为头牌律师。
在薛肇文看来，所谓的公平正义就是为客户洗脱罪名，赢得应有利益。所以他欣然接下了周文瑄的案子，因为片中的周文瑄是香港名医，家庭条件不错。
周文瑄为了自己的声誉，肯定愿意花大价钱聘请律师洗脱罪名。
可以说，薛肇文冲的就是周文瑄的钱而来的。
当宣判结束后，周文瑄问薛肇文自己成功上诉的机率有多大时，薛肇文回答说：“这要看你牺牲有多大？”也就是暴露周文瑄和李静之间真实的关系。
在薛肇文看来，隐私无关紧要，伤痛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胜诉，紧要的利益。
后来薛肇文还采取了跟踪陈志天的手段，拍摄到了陈志天和李静私下接触，并将此制作成了机密档案，这可以为自己赢得胜诉打下基础。只是最后用不上了。因为真相就是自己的辩护对象并没有性侵。
纵观整个影片，三个人都在为所谓的公平正义努力拼搏，寻求属于自己的公平正义。
不管是什么出发点，真正的公平正义其实就是事实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