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的一本只有161页的小册子《论狩猎》（On Hunting）正是在这种激烈的公开的政治讨论的大气候下出版的。这一书名其实是现存的著作对色诺芬（公元前4世纪）和阿利安（1）（公元2世纪）的著作的一种致敬，学者马尔科姆·威尔科克（MalcolmWillcock）最近将他们的论述编辑整理后进行出版，这是很有用的一本书，他这样做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斯克拉顿的《论狩猎》一书前言是这样开头的：带着猎犬进行狩猎是一种既需要耐力又需要方法的技艺（craft）。
它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了，同时，色诺芬对这个话题的论述证明了古希腊的猎人使用的技巧与今天的猎人是多么的相似。在对待猎犬、狩猎的追随者们以及乡村的态度上古今都是相似的。然而，不相似的就是猎物了·.....人们能够明白为何斯克拉顿想要回到古希腊，去援引那个时代的文化权威们曾经说过的话，当他最喜爱的运动和消遣正面临着来自政府的法律威胁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与他分享着这样的怀旧之情：返回到古希腊的世界中去。
图|狩猎者
在阅读希腊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最美好的经历来自《奥德赛》的第17卷，在这一卷里奥德赛衣衫褴褛，乔装成乞丐返回他在伊萨卡岛的宫殿，到此时他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二十年了，他看到了年老的猎犬阿尔哥斯（Argos）浑身污秽不堪，受着虱蝇折磨，没人搭理地躺在厨房的垃圾上。主人和猎犬都认出了对方，尽管他们彼此的外表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条老狗挣扎着想要靠近主人，这种举动包含了太多的意味，沃尔特·施瑞英（Walter Shewring）对这一情景的翻译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当二十年之后，它又一次见到主人的时候，死黑的命运突然降临到了它的身上”。
二十年以前，阿尔哥斯的生活条件在很多方面肯定与现在大不一样。那个时候，正如猪倌欧迈俄斯（Eumaeus）所说的，“没有什么躲在灌木丛中的野兽能够逃脱它的追捕。它在跟踪猎物的时候几乎没有失手过！”那些猎物包括了野山羊、鹿以及野兔。然而，事实真的就像斯克拉顿所说的那样，现代的英国人与古代的希腊人在狩猎的时候只有这猎物发生了变化吗？而且，狩猎的技巧也没有多少不同，希腊人和现代英国人对狩猎的态度也是“相似”的，事实真是如此吗？如此宽泛、殷切地谈论“古代希腊人”对待狩猎的态度，真的可能或有用吗？
在这一附录后面的内容里，我将联系古代的斯巴达人来依次地讨论上述与狩猎有关的三个方面：猎物、态度以及狩猎群体的认同感。我想读者不需要太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理解今天的人们举着火枪在北美猎鹿，或者在地中海的一些乡村打候鸟，与斯克拉顿专门要谈的骑着马带着狗去猎狐这样的狩猎方式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同样，尽管斯克拉顿认为在狩猎技巧上古今有着“相似的地方”，但骑在马背上去猎狐在实际上也与所有古代希腊人狩猎时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古希腊人在到达狩猎地点后都是要赤脚的。即使希腊的猎人们是骑着马前往狩猎地点，但在实际狩猎的时候。
图|狩猎壁画
他们就会下马，并且光着脚去追捕猎物。事实上，在技巧与猎物上最具有类似性的两种狩猎活动是古代的猎兔（hare-hunting）和现代猎人所称的“比格领”（beagling，以一种叫比格的猎犬的名字命名）（1）.但是，“比格领”不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现代“运动”或消遣活动，而且，很难想象斯克拉顿会为了它就像为了猎狐那样而愤愤不平，同时又用一种充满诗意的方式去捍卫这种运动，更确切地说是为它作正面的辩护。此外，在古希腊的大部分猎兔活动中，至少有一个目的与我们今天的观念和实践是不完全一致的，可是它之于古希腊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又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兔子是一种独特的用于爱人之间的赠物，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成年男性与少年男性之间的情色关系的证明，大多数现代的法律体系都会基于道德的立场认定这种关系是对儿童的侵害，因而是非法的。在我们更加具体地讨论如何对待狩猎的态度时，我们还会回到古代希腊人的狩猎是否具有性爱意味这个话题上来。但是，现在结束我们对猎物的讨论，让我们再进一步考虑存在于古希腊人与现代英国人或美国人的狩猎活动之间的两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吧：猎野猪（boar-hunting）和猎人（man-hunting）.斯克拉顿本人提到过猎*野猪，色诺芬在他的论述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谈论这项狩猎活动。
斯克拉顿没有提及的是，尽管一些狩猎爱好者在努力尝试一种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现代的狩猎方式（a sociology andsocial anthropology of modern hunting），古代希腊人猎*野猪并不像现代英国人猎狐，因为在希腊人看来狩猎在最具体的意义上是对勇气的一种考验，这是一种对希腊重甲步兵在阵地战中所需要的男子气概的再合适不过的考验了。严格地说来，猎*野猪具有一种够格仪式（rite ofpassage）上的象征意义，同样，在所有城邦，除了斯巴达之外，它也是社会名流的身份的一种象征。
斯克拉顿热切地－有点过于热切－强调他理解的猎狐活动所具有的大众的、跨阶级的品质。但是没有几个希腊人能够骑着马带着装备去猎*野猪，同时，他们也不会带着奴仆－这是斯克拉顿另一个不诚实或无知的体现－去拍打树丛、草丛等以惊起猎物，支起捕猎的网，做马夫以及其他必不可少的后勤工作。只有在斯巴达，因为它拥有大量的希洛人，而且一直就重视狩猎这项活动作为一种群体性的军事训练所具有的价值，即使普通的市民也会参与这种高危险性的“消遣”活动。
图|狩猎女神
但是，斯克拉顿是否愿意把斯巴达挑选出来当作为他的狩猎社会的古代范例是值得怀疑的。提到奴仆就引起了“猎人”（manhunting）问题。在像古代雅典这样的一个奴隶社会里，个人试图抵抗被奴役的命运的最典型方式就是逃跑。历史记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发生在雅典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当时，如果修昔底德的记述属实的话，斯巴达在占领了雅典部分领土之后，“至少有两次，一万多名奴隶”在斯巴达的掩护下逃跑了。通常情况下，是一个、两个或零零星星的几个奴隶逃跑。但是，如此有规律的、持久的奴隶逃跑导致了一种专业的奴隶追捕者（drapetagôgos，slave-catcher）的出现。
他－以及他的狗－无疑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古希腊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奴隶社会是斯巴达，在稍后我们将会重新讨论雅典和斯巴达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眼下，引人注目的是“猎人”成为了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奴隶阶层－同样也是希腊人的希洛人－之间的一种日常关系的系统组成部分。希洛人－追捕－希洛人－挑选－这个程序在斯巴达，就像雅典出现大规模的奴隶奔逃时那样，是一种社会系统功能紊乱的征兆。确切地说，这其实是一种“常态”事件，因为斯巴达人每年都要向希洛人正式宣战，在这种合法的外表下，“猎人”就是斯巴达人用来对付希洛人的一系列镇压手段中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