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鸾在族谱中的记载。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王强的判断没错，李正鸾的确生在大户人家，其父李以武是李纲第38世族长，家里有70多亩田，平日帮人写状子递到县府，在当地有些名气，同辈人都知道他。
他的大儿子李正鹄，与李同俊回忆录中描述的李铸新职位吻合，但为何在南京任职时名为李铸新，仍是个谜。王强分析，换名字在解放战争时期非常普遍，目的是为了不牵连家族。
顺着这条家族线，王强联系上了李健，他是李正鸾二弟李正鹤的儿子，目前在芜湖经商。
9月24日，王强去芜湖见到了李健。李健其实并未见过姑妈，他说文革后与姑妈家就断了来往，不过他热心答应一定去找找。隔天，李健去了李正鸾退休前的单位工会，打听到了联络方式。
电话拨过去，姑妈接了。
“李小姐”
李正鸾看起来并不像92岁的老人。她从未染过头发，但白发屈指可数。她视力不错，不戴老花镜就能看电视、看书。她能自己烧饭洗澡，身体很好，老伴去世后的六年里，她从未去过医院。她记忆力惊人，许多往事发生的年月日都能脱口而出。
唯一遗憾的是，她忘记金条的事了。刚开始她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同名同姓的人？”但家人告诉她，回忆录里的许多线索都能对上。2024年11月13日，在新京报记者一点点地追问下，她终于从记忆里捞出了李同俊这个人。
“他是俱乐部里的管理员。”她想起来了。
“说话肯定是说过。”但再多就说不来了。
她说的俱乐部，应该是回忆录里的中山室，“相当于现在的文化宫。”她说。在李正鸾的记忆里，那里有日本人留下的半圆形大舞台、乒乓球桌，隔壁有书报可借阅。放学没事干时，她常带小侄子在那蹦蹦跳跳玩耍。
李正鸾的转业军人证明。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去南京那一年，李正鸾14岁。在老家丹阳读到小学四年级后，就随着大17岁的大哥去南京三牌楼小学念书了，一同去的还有嫂子、小侄子和母亲。哥哥在南京联合勤务总部被服总库任人事管理员，后调任到军政部军需仓库任少尉收发员，制服上有两道杠。嫂子家里条件好，她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有三个店面。
李正鸾记得，他们住在被服总库后面的一栋日本小洋楼里，睡榻榻米。从前在乡下住没见过电灯，有一次家里没电了，她不知道怎么办，跑去被服总库找哥哥，步行距离约20分钟。这段记忆和李同俊回忆录中的记载吻合。
1948年，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李正鸾和母亲搬回了老家，就此和李同俊断了联系。
此后的人生，她习惯以国家大事为刻度，一件件记在脑子里。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她小学毕业，家里条件不好，就不念中学了。隔壁邻居问她要不要加入人民解放军文工团，跳舞唱歌去。家里人开了个会，就让她去了。参军的那一天，是1949年12月27日。
然后李正鸾也变成了李萍，因为名字太难写，索性就改了。
再然后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1950年，她跟着文工团，从当涂到宣城、芜湖，演出服从解放军军服变成了苏式双排扣上衣搭配裙子。
也是1950年抗美援朝打响的这一年，6月她从军分区到了后勤干校，不再跳舞开始学护理。为了迎接伤兵，她提前结束培训，在宣城地区行署医院（今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成为了一名护士。
在医院里，她为从战场上送来的轻伤员疗过伤，也给患血吸虫病的病人打过针。
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患肺结核来看病的丈夫，然后他们相爱成家，那一年她22岁。婚后的生活她觉得很幸福，她和丈夫一个月工资加起来超过100元，当时的物价是鸡蛋6毛9一斤，一毛钱可以买12块话梅糖。这些钱够他们养活五个孩子，还有每月富余五块钱，寄给成分不好、生活艰难的二哥家当生活费。
把孩子拉扯大了，李萍也该退休了。此后的头20年她到处旅游，北京、上海、杭州、无锡、桂林、黄山……跟老伴儿，还有同事和同学。只不过看着这些照片，她有些伤感，“他们都去世了。”
李萍在桂林游玩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坐在太阳底下，李萍拿起相册一页页翻，能想起来很多细节，拍摄的地点、时间、天气，甚至当时的心情。比如在厦门的海边，她脱了鞋子在沙滩上跑来跑去，“对面就是台湾。”在深圳一座山上，她花了两块钱从望远镜里头看香港，在一块草坪上她和旅伴们合影，背后一块大牌子上写着“一国两制 统一中国”。深圳还有个世界之窗，里头是缩小版的埃及金字塔、俄罗斯红场、巴黎铁塔……这些她都有打卡留念，照片里她总是背一个斜挎包，咧着嘴笑。
女儿马莉70岁了，每隔两天来看一次妈妈，老房子的外挂电梯还没装好，她不放心妈妈出门。好在李萍身上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腿脚不大方便，走起路来需要一点点挪。女儿来了，李萍就张家长李家短地叙旧，但忙里忙外、回家还要伺候丈夫的马莉没工夫听。
“你走后她又要想了。”马莉跟新京报记者说，那天从李健那听到金条的事后，李萍一夜没睡，从前的往事在她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
半个世纪的乡愁
来到台湾后的李同俊，同样结婚生子，退休后也云游四方，“妻子贤惠，儿女孝顺，我这一生很幸福。”
只是和李萍不大一样，李同俊心里藏了不少事，在家人的印象里，他温和内敛，极少袒露内心。但在回忆录里，他的情绪却是汹涌的，那些爱、遗憾、思念、愤怒、哀苦常以感叹号结尾。
李同俊结婚时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李同俊似乎在用书写对抗遗忘和思念。比如和母亲的拜别，他写得很详细。那是1948年夏天，弟弟结婚，他回了趟家，和母亲提起金条的事，母亲告诉他，那是别人的钱，欠钱是要还的，他记在心里，“我背着这10两重的两根金条，几十年了！”
还有其它母亲的叮咛，不要赌博、慎重交友、身体健康，他也没有忘记，“现在还言犹在耳。”分别那日，母亲哽咽流泪，勉强说出一句“上路吧，要时常写信，不要忘啦！”
可母亲没有等来他的信。谁也没有想到，原以为只是短暂的分离，竟然成了永别。
1994年3月，李同俊从桃园出发，飞过了台湾海峡，北上上海，路过南京，再到安徽宿州，回家的路800多公里，李同俊走了45年。
那天是清明节，68岁的他，黑发上已是一层灰白。李同俊跪拜在父母坟前祭拜，“妈，你叮咛的事，我都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