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前文的分析，张若虚这首诗歌其实通篇是女性对男性的怀想，那么闻一多所分析的宇宙意识、纯洁爱情和同情心三重意蕴，起码第三重是看不大出来的，闻一多所强调的“同情心”，指的是游子所幻想出的“离人”对自己的思念，而张若虚全诗都只是女性在抒发愁苦，并没有幻想男方的回应。
那么，闻一多将这首诗视为对宫体诗的“救赎”，经过三重循环结构的重新解读之后，还成立吗？
要强调的是，闻一多始终在宫体诗的框架里谈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他所谓“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是以宫体诗为参照来谈的，他没有也不可能把《春江花月夜》的艺术价值抬到超过李杜的高度。张若虚的时代，宫体诗在帝王的推崇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何况他本就是“吴中四士”，生活在南朝文学的大本营，受到宫体诗的影响也很正常。其次，闻一多并不排斥男性诗人以女性口吻来创作诗歌，他能够接受并称赞刘希夷采用代言抒情方式创作的《公子行》。
闻一多对《春江花月夜》的宇宙意识和爱情观的评价仍然适用。张若虚在诗歌中把情感沉浸在茫远的时空之中，一开始就以辽阔浩渺海来衬托江，以“人生代代无穷已”来激起对无尽时空的感思，襟怀深沉广远，这本就是细碎狭小的南朝文风所未能体现的博大胸怀。在主题上，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虽沿用旧题，但他所创作的内容与原本的宫廷艳曲大相径庭，宫体诗中习见的纨绔习气和对女性的玩弄态度消失了，对常态的、健康的爱情进行诚挚歌颂，虽然仍然以女性为花、书写婉约细腻的愁情，整体上看，却有厚重纯正的一面。同为相思，同为离别，《春江花月夜》的气质显然与前代的诗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清除六朝浮靡华艳的病态诗风上，这首诗歌依然有独特的价值。
除了闻一多所指出的这两个方面，还应该注意到《春江花月夜》在诗歌形式上所具有的突破意义。在体裁上，六朝诗体以简约的五言为主，乐府诗歌中的吴歌、西曲多为五言四句的单曲，六朝宫体诗常常用来配乐演唱，这种五言诗体制就成为入腔的基本要求。对《春江花月夜》而言，《通典》中说，大唐武太后之时，《春江花月夜》是少有的可以合于管弦的诗题。但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把五言形式改为七言，根本就难以入腔，恐怕不能用于演唱了，表现出脱离音乐形式束缚的倾向。这是诗歌艺术在语言方面的“自觉”，是对南朝文学的一个关键性突破。
五言短诗一目了然，而张若虚的长诗体量增大，为了不显拖沓，必须特别讲究结构经营。原本也有《西洲曲》这样把多首短篇连缀成长篇的诗歌，每个短篇都表达一个相关的场景，但它的连缀比较松散，各个场景相对独立。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吸收了这种场景联章的方式，却别出心裁地按照月升与月落的时序来设计每一小节的不同主题，又每四句设计为一韵，避免了节奏上的单调，产生回环之美。通过转韵与转意的结合，虽然全诗字句繁多，却构成了浑然无隙的艺术整体。
当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春江花月夜》只有接受史意义而没有文学史意义。程千帆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中考察了《春江花月夜》在唐宋时期的接受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唐五代近250年，只传文名，不见诗名；两宋金元400年，虽见诗篇，不见诗评。这首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人知晓、无人欣赏、无人传播，有赖郭茂倩《乐府诗集》才侥幸留存，因此很有些人认为，“不被接受即不能产生影响”，《春江花月夜》的文学史意义被夸大、被误解了。
这种仔细的考证当然非常有意义，它帮助我们认识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真实传播情况。但是，像王栋梁等学者一样认为《春江花月夜》长期未拥有自己的影响史，否定其文学史价值，这也是不可取的。文学史研究文学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它并不等于接受史、影响史，我们谈论当代文学史的时候，也并不需要以文学作品的销量来判断它的价值。闻一多盛赞《春江花月夜》，认为《春江花月夜》廓清了宫体诗的“妖氛”，如果对闻一多的评价进行僵化的理解，当然会认为他说得不够准确。宫体诗沉疴日久，并不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出就能够立刻“斩立决”的。闻一多所谓《春江花月夜》洗净了宫体诗最黑暗的罪孽，也并非从这首诗本身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来谈，否则闻一多应该对《春江花月夜》在唐代社会引起的思想激荡大书特书。
《春江花月夜》虽然在唐代并没有多少欣赏者和传播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和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等诗歌一起，体现出一种雄浑浩大的的新的文学精神接近酝酿成功。闻一多所谓“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正是指出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时期开始，那种绮靡浮艳、扭曲生命的宫体诗不再具有优势地位，轰轰烈烈、元气淋漓的盛唐气象从张若虚笔下已经可见端倪，士人们的趣味慢慢脱离了齐梁体的桎梏，文学终于能从狭小细碎的宫体诗转向浩朗磅礴的宇宙、国家与人生，属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节拍即将响起——作为新的文学精神的敲门之声，纷涌着的时代潮流的映射，难道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不具有文学史意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