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体系示意图
但是，无论现在科举存不存在，客观的说，科举制能延续千余年的时间，它肯定是其道理的，对于中国封建时代来说，它是有其积极的影响，当然也有其消极的影响。
那，科举制对于中国封建时代来说，它的积极影响在哪里呢？消极影响又在哪里呢？
首先是积极的影响。
科举制它最为积极的影响无疑是开创了一种公平的选官方式，即通过以才能为录取标准的考试来选拔人才，从而给予底层精英一次可以与上层权贵公平竞争，从而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
自科举出现之后，选官不再以家世为准，而是以学识为准，只要是有才能，你就有机会出将入相，反之若你没有才能，那么即使你是公卿之子，你也没多少机会出将入相。正所谓“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只要你有才能，哪怕你是穷得叮当响的贫民，你亦能成为公卿，而若你无才，哪怕你是公卿之子，也只能是为庶民。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那封建时代，权贵始终是权贵，只要权力存在一天，任何一项制度，无论它有多完美无缺，它都有被权力影响的时候，因此“科举制”也不例外。自科举出现后，历朝历代的史书关于科举舞弊的记载就已是司空见惯，但是虽然历代科举都存在着诸如“以权谋私”、“以钱谋私”的情况，可是我们亦不能否认的是，历代最高统治者都在为让科举变得更加公平而努力着。
他们都希望科举能实现“科甲面前人人平等”，为此这些最高统治者是制定出了一系列杜绝科场舞弊的制度，如为阻止主考官协助考生舞弊而置的“锁院”制度；为避免主考官、副考官、监考官等科举考官帮助其子弟及亲属作弊而置的“回避”制度；为防止权贵利用权力来为子弟谋私而置的“官民子弟分卷录取”制度；为防止考官与地主豪强勾结，而协助其子弟作弊而置的“糊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无一例外都是为了确保科举的公平、公正性而设置的。
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使得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 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 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 即便再老再迟， 只要能赶上考试， 就始终为你保持着机会”，可以说，以当时的那种封建环境而言，科举对于整个天下而言，都是最为公平的一项选官制度，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明清时期科举各级称号
再是，科举另一积极的影响，就是能为朝廷源源不断的注入更加新鲜的血液，从而提高中央朝廷对于天下的管理效率。
自隋唐以后，每次殿试后，朝廷都能获得百余位进士，而这些进士虽有少数可能是利用舞弊而考中的，但多数都是从千军万马中*出来的精英中的精英，是真正的万里挑一。而从历朝历代有所作为的官员几乎都是从科举中脱颖而出的学子，诸如狄仁杰、欧阳修、王安石、于谦、王阳明、林则徐、李鸿章等这件事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科举的确是为朝廷选拔出了许许多多有真才实学的官员。
想想看，随着这些有真才实学的官员源源不断的加入，这无疑就能提高朝廷对于天下的管理效率，亦能增强朝廷下达到地方的政令的执行能力。毕竟，此时这些新科进士多数都是正值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他们是既不缺阅历，也不缺能力、精力，也正是精力、能力、阅历都达到最为顶峰的时刻。
而随着他们的加入，其不但可以填补全国各地的空缺，加强朝廷对于天下的掌控。同时在经过数年的历练后，他们亦可去替换那些已是六七十岁高龄，行将就木、老眼昏聩的老年官员。如此，随着老年官员被壮年官员接连替换，借助着壮年官员旺盛的精力，朝廷所下达到地方的各项政策自然也就能被更快速，更有效率的推行于全国，而这无疑也就能加强中央朝廷对于天下的统治。
明朝官员画像
其次，科举的出现，还有一个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促进封建时代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发展。自隋唐后，因历代皆采取不问出身，不问家世的科举来选拔官员，而科举又是以考试的形势，即以学识来决定谁能当官，由此是越来越多欲借科举而一跃龙门的百姓走向了读书，走向了“学而优则仕”的这条道路。
以明清为例，明代，光光南京国子监的学生，鼎盛时期就有高达9000余人在此就读。而到了清代，其府、州、县学的学生加起来更是超过百万人。因此，当时为了满足这些数量庞大的读书人的需求，官府、民间是开办了大量的学院、私塾，以供他们就读。同时，随着读书人的增加，与其配套的书籍需求量也就随之增加，如此经、史、子、集等书籍也得以被大量印刷，并得以广泛流传。
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文学之所以会如此昌盛，并能影响着周边的诸多国家，让华夏文明主宰东方千余年的时间，这绝对是离不开科举的功劳的。正因读书就能有做官的机会，由此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读书人的行列当中，而随着读书人数量的增加，其文学自然也就随之昌盛了起来。此时，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科学家、诗人，如张柬之、寇准、司马光、范仲淹、曾巩、苏轼、苏辙、沈括、徐光启等，就都出自于科举。
清代科举考场
再是消极的影响。
首先，实事求是的说，科举制在封建时代是没有啥消极影响的。对于上层统治者而言，它是既能帮助自己稳固天下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又能帮助自己稳固皇权，让皇权独尊于朝堂之上。而对于底层百姓而言，它让他们终于有了一次与权贵子弟进行公平竞争的机会，此时做官对于他们而言不再是幻想，而是可以触摸到的东西，科举制可谓是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上层阶级最为快速的一条道路。
由此，在封建时代，科举制无论是对皇帝，还是底层百姓而言，它都是有着巨大的益处的。而若是一定要说它的坏处，恐怕就是对于那些权贵而言吧，庶族大量的涌入朝堂，势必就会挤压权贵在朝堂上的位置，从而损害到他们的政治利益。但是，说实在的，损害权贵的利益，这对于百姓来说也并不是坏事，反而依旧还是好事，若不损害他们的利益，贫穷子弟哪有翻身的机会呢？
当然，若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科举制却是有着它的消极影响。首先，科举制对于中国来说，其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阻碍了古代科技的发展，严重禁锢了百姓的创新思想。我们要知道，科举存在的根本目的是替当朝者稳固其对于天下的统治，因此其一切都是以有利于当朝者的方向发展得，而在当时，当朝者显然是不会让对自己有异心的读书人通过科举做官的。由此，为了防止对自己有异心的读书人靠着科举坐上高官，然后对自己不利，科举所要考的内容是被限制住的，其内容多是儒家那套忠君爱国的说法。
如此，当时读书人要想做官，他就必须，也只能去学习这套“之乎者也”的说法。试想，在这套只教读书人要知道忠君爱国，却不教如何治国，如何关心黎民疾苦的儒家鸡汤的熏陶下，那些考中进士的读书人又会有几人真正的关心黎民百姓的死活呢？当然，不可否认，还是有的，诸如包拯、于谦、张居正、海瑞等，他们皆是治世之能臣，当然这只是少数，而非多数。
但多数读书人，他们是不知黎民之疾苦的，也丝毫不关心国家该如何治理，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只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只要通过看懂，读懂那些儒家经典，他们就能功名利禄四者全收。而且在上层统治者多不在乎他们的才干，只在乎他们是否忠于君主的刻意纵容下，这些读书人更是早已忘记曾经“修身养性，救国救民”的初衷，只知是“安富尊荣，效忠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