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一起，我就一直在等。
等什么，等周末。
正如某大实话所言：“晚上不加班，就是小长假。周末能双休，就是黄金周。”拥有一个纯洁无瑕的周末，是当代寒门社畜最幸福的事之一。
然而，一个可能令你吃惊的事实是，这种幸福感，其实才存在了短短二十多年。
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故事得从19世纪初，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地球那会说起。
在当时，人们每周上6天班、每天16个小时连轴转是常有的事。直到1817年，良心工厂主罗伯特·欧文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
“8小时工作，8小时消遣，8小时睡觉。”
1926年，福特公司又在八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引入了双休，并将工人们的薪资翻了一番。
重赏之下果然出勇夫，福特发现，大家腰不喊酸，腿不喊疼，工作效率也变高了。
福特公司的利润率随之蹭蹭往上走，引来美国及大洋彼岸一众企业踊跃效仿。
工时改革后，打卡机应运而生。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里有这样一幕：1950年代的美国，女主米琪第一天上班，同事交代她“别忘了打卡”。
工时改革的浪潮上山下海，很快也横向传递到遥远的东方，人们亲切地称之为“三八制度”。
1920年，北上广等地的工人走上街头，开始为争取“三八制度”而奔走。
为了给运动造势，上海《劳动周刊》还发表了不少反映劳工痛苦的文章：《我们工人就活该死么》《到哪里诉冤屈呢？》《反正是工人倒霉》。
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60年，“三八制度”才算是白纸黑字地被固定下来。
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
每天工作8小时；
每年有22个工作日休假；
明令限制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
然而，执行情况并不理想，特别是在“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
1950年代，江苏某国营缫丝厂为保证超额完成“一五”计划，开展了“社会主义厂际竞赛”。
1957年，刘少奇建议国营单位向私商小贩学习：
“八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息是群众的习惯，但绝不是不看情况……在我们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为什么不能做夜班？”
而在“大跃进”的年代里，这个制度更是被人们扔到了废纸篓里。
在夺高产、放卫星的号召下，“一周一休”被调整为“两周一休”；广大农村地区则压根没有休息日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