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荒田
“先生，我看看您这一页报纸行吗？”一位老太太的柔细声音从邻座传来。其时我正坐在往唐人街开的巴士上，打开看着刚买到的中文日报。我稍转头，看到她温婉的笑。她看起来80岁开外了，听口音是中国台湾人。
“好的。”我把报纸递给她。
“哦，是莫先生呢！这么快就走了，两个星期前我在唐人街看到他，还打招呼呢！”这一页以半版刊登了一则讣告，称旧金山一位居侨社要津的人物去世。我刚才读了，知道他享年九十有九，赞一声：好一个寿星公！这名在旬日内必然以隆重葬礼引起华人社会热议的大佬，我只在公众场合遥远地瞻仰过一两次，并无渊源，所以并没有陪着芳邻叹气，但把带讣告的那页送了给她。
巧不巧，我此刻读的副刊上，有散文《百年之后》，出自一位颇具幽默感的“大教授”之手。开头道及，作者和太太讨论“怎样安葬”，太太主张树葬，作者说要葬在一起，太太不同意，说：“谁要跟你葬在一起？已经在一起一辈子了，偶尔串串门子就可以了。”
幸亏教授有涵养，不曾为下一辈子失去佳偶而生气，也没有像中国一对小情侣一样——他们为了“中彩票头奖一亿后如何分配”大打出手，头破血流时才想起彩票没来得及买。他是聪明的，谁知道百年以后是何等景象？万一“那里”拥挤，连树葬也得排队呢？都是说说而已。
芳邻似乎是讣告爱好者，还在品味其内容，并作言简意赅的评点，“哦，莫先生担任这么多要职！”我差点插话：着毋庸议。我虽然远观，但莫先生的风度是记得的，在同胞稠密的人行道上，走路格外雍容，短小的躯体所支起来的头颅微微下倾，向所有人点着，附送官式微笑。然而，若不算虚岁，以他的高寿，还是不能谈“百年之后”。
谁够资格呢？诗人纪弦(1913-2013)。他生前写了大量现代诗，在中国诗坛的地位，比巨擘莫先生在华侨社团犹有过之。纪老身躯瘦长，自比槟榔树。说起对“百年之后”的历史感和责任感，忆及上世纪90年代，他和我常通信，我寄上习作请他批评。好几次，他反复要我查证：我和他认识于何时。我告诉他，某年，朋友介绍，在旧金山利治文区一个广式茶楼见的面，那是第一次。他不满意，要具体指陈月份和日期。我参考相关资料，再报告一次。他不大相信，提出反证。我苦笑地对他说：像李白与杜甫、伯牙和子期、您和张爱玲那样的初识，是值得文学史家研究的。至于我这样的中国人，满大街都是，您何时认识、说了什么，绝对无关紧要。他只报以温和一笑。
我后来才悟出，纪老这是为百年后替他写年谱、传记的专家着想，自行把平生行迹弄得有条不紊，省却后来者多少考证功夫！他善饮，但生平一杯酒并没妨碍他关注“身后名”，那名实两副的“百年”，他有了；于凡人而言无非虚空的“之后”又予以眷顾。由此我想起一个形象：血战过后的军人，在硝烟未散的战场，扶起一棵被流弹削掉叶子的小树，往根部倾倒水壶。
巴士上，芳邻絮叨完名人莫先生的生前胜业，下车前，再次谢我赠报。
我说：“莫先生从在街上和您打招呼到把自己处理好，只用了两个星期，堪称干净利落，为他高兴才是。”
老太太唯唯。
报上的《百年之后》，作者理解拒绝合葬的太太的心曲：怕老公“串串门子”以后，还是抓她去帮着洗衣做饭。
我想，对这玄缈的“以后”说三道四谈何容易？还是效古人，哼哼“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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