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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其短暂历史中，“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而非“自由贸易”与“国际主义”，才是美国政坛的主旋律。美国经济地理格局决定了南北贸易利益矛盾，而美国经济规模和结构变迁，加之废奴主义的兴起，则最终促成了1861年南北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催生新的政治平衡，关税决策权远离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公民。
2、经济危机和1930年Smoot-Hawley关税招致美国贸易伙伴的报复，贸易流动的崩溃让西方世界陷入灾难。公众重新审视高企关税水平与大萧条的紧密联系，美国、乃至全球贸易政策从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
3、中美比较优势逆转驱使美国保护主义重登历史舞台，“美国自由贸易时代”宣告结束不能在任何意义上等同于“全球自由贸易时代”的终结。中美脱钩基于背离经济学的非理性态度。这是美国与失控力量的“殊死搏斗”，是其为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情感挣扎，尽管这种搏斗成本昂贵。
继美国于上个月对Advanced Micro Devices和Nvidia施加AI计算芯片对华出口限制后，9月11日，根据Reuters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拜登政府计划于下月对KLA、Lam Research和Applied Materials三家公司实施限制，禁止其向中国销售芯片制造设备。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辩解道，其尚未最终确定的对华政策新规旨在防止“中国在其军民融合计划背景下获取和使用美国技术，从而推动军事现代化”。美国商业游说组织Chamber of Commerce警告，该机构计划将更多的中国超级计算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
拜登政府曾于8月通过“芯片法案”，计划通过注入520亿美元，刺激美国本土芯片产业并减少半导体的海外市场（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台湾地区）进口依赖。
9月16日，拜登向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发布行政命令，以加强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涉外交易的审查。在美国持续强化的对华遏制中，拜登政府的恐中情绪似乎开始脱离理性。9月7日，仅因F-35磁铁涉及中国生产的金属，五角大楼暂停接收新的战机，尽管联合项目办公室已经证实，磁铁无法传输任何信息，也不可能损害任何飞机部件。
根据CNBC援引两名消息人士消息，美国官员正在游说盟国制定与其类似的对华政策，从而确保外国公司无法向中国出售凡是被美国列入禁运名单的技术。特朗普政府前贸易官员Clete Willems评论称，“与盟友的协调是最大限度提高效率和最大限度减少意外后果的关键所在”。
然而，一个讽刺的事实是，美国近来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针对中国这一“首要竞争对手“——自拜登政府于8月通过《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以来，欧盟、韩国对电动汽车税收减免计划涉及的贸易保护主义深感担忧。
化友为敌：重拾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遗产」
《降低通胀法案》将面向全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插电式汽车消费者的7,500美元税收抵免延长至2032年，同时对补贴车企及车辆资格提出新的限制，旨在鼓励电池和电动汽车的北美本土制造。除了车辆价格和车主收入上限，补贴资格和补贴程度的重要决定因素涉及电池组件特定部分是否为北美制造或组装、汽车组装所在地是否为北美地区，以及电池关键材料来源——旨在杜绝中国制造电池组件或源自中国的关键矿产流入美国市场。贸易代表Adam Hodge表示，“该法案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以减少在关键材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
事实上，这一宣称旨在“解决气候问题”、实为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制造业本地化”拟定的法案也在打击着欧洲在电动汽车技术的工业野心。在美国能源部公布的大约30款符合条件的车型清单中，德国和其他欧洲制造商生产的数十款电动汽车被排除在外。
9月10日，欧盟贸易专员Valdis Dombrovskis向彭博社透露，欧盟正在评估美国这项价值4370亿美元的健康、气候和税法中的保护主义元素是否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和政府采购协议，“我们对这项降低通胀法案中的一些歧视性因素感到担忧，这些因素对本地生产提出了要求”。9月1日，Dombrovskis曾对美国贸易代表Katherine Tai指出，法案规定或使持续增产的欧洲电动汽车制造商遭遇“歧视”。
早在8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言人Miriam Garcia便曾作出类似指控。同时，出于对拟定法案可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担忧，韩国本土车企现代汽车和电池制造商LG Energy Solution、三星SDI以及SK在与韩国贸易部举行的会议中称对首尔的支持提出要求。对此，韩国汽车工业集团表示已致函美国众议院，要求美国将在韩国制造或组装的电动汽车和电池组件纳入美国税收优惠范围。
Politico如此评论，“华盛顿通过税收减免激励美国消费者在电动汽车领域购买美国货……如果你认为跨大西洋贸易战是停留于Donald Trump总统任期内的遗产，请对此作出重新考量…欧盟委员会将美国的措施抨击为‘美国最新设立的跨大西洋贸易壁垒’”。
Bruegel智库贸易专家David Kleimann表示，“在去年发明Friend-Shoring（朋友支持）这一概念之后，美国贸易代表、财政部和附属机构在掩饰保护主义政策的‘语义创新’方面已经趋于枯竭——作为结果，Near-Shoring（近岸支持）作为被令人尴尬的新词，被普遍采用”。Kleimann警告，美欧争端可能“最终导致执法条例改革后的首个欧盟单边报复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自8月25日拜登签署“芯片法案”并斥资520亿美元用于补贴美国半导体生产、新建芯片工厂和产业研发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产业范围不断扩大。9月12日，拜登宣布一项扶持美国本土“生物经济”的行政命令。
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通常用以指代经济体通过关税、补贴、进口配额等举措限制进口，从而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外国竞争者冲击的政策。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受益于自由贸易，但是政府征收进口关税作为保护主义的常见措施，历来被饱受“经济衰退”或“萧条”困扰的经济体用以刺激本国产业。同时，保护主义被认为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扶持新兴产业。
事实上，美国“保护主义国家”的国际贸易身份有着悠久历史——在其自宣布独立之际起至今246年的短暂历史中，“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而非“自由贸易”与“国际主义”，才是美国政坛的主旋律。
经济地理格局决定贸易政策矛盾，战后权力转移迎来保护主义新常态
在南方批评者中赢得“可憎关税法案”（Tariff of Abominations）美誉的1828年关税法案曾将美国关税水平推至历史峰值。该法案如此“可憎”，以至于其在1832年至1833年间的废除法案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中直接加剧美国内战威胁，而关税制度和生产制度（奴隶制度存废）决定的南北经济利益矛盾最终触发南北战争。
殖民时期至20 世纪80年代美国进口税率变化（来源：Ashok Kumar）
不同区域的地理特征——比如土地和气候条件之于农业，地质条件之于矿业，或者自然资源运输距离之于制造业，以及时代变迁——比如电的发明，决定了不同时期美国不同区域的产业不同。在1773年英国颁布Tea Act后，彼时英殖民地美国掀起Boston Tea Party（波士顿茶事件），作为对关税政策的反抗（实为走私贸易商利益受损）。1775 年，随着危机升级，独立战争在波士顿附近爆发。实现独立后，英国对美征收的高额关税致使美国出口金额萎缩，由此出现的贸易逆差和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使联邦政府面临*。1787年，为了对抗英国对美的贸易排斥，美国国父在制宪会议中统一十三个州的贸易政策。
然而，地区产业差异，以下称作“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决定了难以调和的贸易利益冲突，而这为对外贸易政策制定增加了难度。
彼时，美国出口大量农产品，而工业品则主要依赖进口。
1821年-2010年美国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来源：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就经济地理格局而言，绵长制造业地带最初于19世纪早期兴起，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绵延至New York、Pennsylvania直达中西部地区。其中，早期纺织业和毛织品工业位于Massachusetts和Rhode Island，钢铁工业位于Pennsylvania和Ohio，后期的汽车工业和农业装备工业分别位于Michigan以及Ohio和Illinois。由于新兴制造业面临来自英国的激烈竞争，新兴企业呼吁对英国工业品提升关税，作为美国对本国“幼稚产业”的保护。
美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南部则是农业州。其中，烟草生产位于南方地区北部，棉花生产位于南方地区南部。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小麦带跨越Minnesota、North Dakota和Kansas，玉米带跨越Iowa、Illinois和Indiana，乳制品带跨越以及Wisconsin和Michigan。由于高企的关税意味着工业品价格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成本攀升的同时，还可能招致贸易伙伴进的关税报复，农产品由此面临出口萎缩的威胁。因此，南部农场主呼吁关税水平维持低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