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出洋远行须横跨滩礁密布的重洋大海,需经受狂风骇浪的侵袭和海盗劫匪的袭击,在茫茫大海中遭遇不测之灾实属常事。不难想象,汪大渊二度远航,定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和无数劫难。这种种险情,汪大渊或听闻,或亲历,并留下珍贵的记载。像急水湾(今马六甲海峡沿岸):那里的海流奔腾旋急,使海船前进艰难,往往被推延了时月,加之海上潮汐变幻莫测,南来北往的舟人也无法辨识,故船舶在那里徊漩,有时经月尚无法摆脱险境;龙牙门(今新加坡):“贼舟二三百只必默来迎,战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马尔代夫:这一带的“水中有石檬中牙,利如锋刃”,航船常被碰得漏洞百出。面对航海履险,汪大渊却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走遍大半个地球。
在人类与海洋接触的过程中,汪大渊无疑是冲锋在前的勇士。他的航海是民间的创举,完全是凭借以商船活动为基础的民间航行线路,真正实现了“周游”的目的。这一壮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汪大渊见证历史,历史也将永远铭记汪大渊的功绩。
三、亲历书写 “海洋文化”
在航海旅行中,凡所到之处,汪大渊对各地的地理山川、民情土俗、风景胜迹、奇事异闻、贸易货物等方面做了详细、严谨的记录,很多事情在旁人眼中“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但在他那里都是“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真实可靠的实际情况。回国后,为了让用生命换来的罕见珍闻不至于付之东流,遂写出了《岛夷志》。元至正九年(1349年),应吴鉴之约,《岛夷志》被收入《清源续志》,作为附录。
《岛夷志略》
翌年,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复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单独刊印,并请张翥作《序》,“以广其传”。此后元末农民起义在各地风起云涌,再无汪大渊生平记录。
现存《岛夷志略》约2万字,详细介绍了 99 条地名,每条还涉及几个邻近国家和地区。书中记载的220余个国名、地名中,有些是初次见,有些甚至是仅见于该书。这些翔实记载,在历史、地理、文化、国际贸易等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不仅是我们今天了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珍贵史料,即便在当时也堪称郑和船队的航程和外交指南。
《岛夷志略》记载了台湾、澎湖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当时台湾属澎湖,澎湖隶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归晋江县。这恰好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空白点,也是17世纪之前中国人对台湾岛最详细的历史记载。
《岛夷志略》记载了很多亚非各国的都城、市井、村庄的详细资料,许多历史地理位置的确定和修复重建,都有赖于此书的记录。如书中专门描述了已经消失的“龙牙门”(1880年前后被英军炸毁),这或许是关于新加坡最早的历史记载。如今,新加坡旅游局据此又复制了一个“龙牙门”。
《岛夷志略》记载了不少海外历史胜迹和奇事异闻。如汪大渊曾到大佛山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并作诗以记其奇遇。回国后就将该红珊瑚送给当时江西名人虞集,虞集还为这难得一见的奇物感叹赋诗。
《岛夷志略》记载了翔实的各地物产、商埠、贸易情况以及航程数据等经济地理类资料,这对当时泉州从事海外贸易的官员和远航的海商,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对其后我国对外贸易,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在《岛夷志略》中,汪大渊最早使用“东洋”“西洋”地域概念,为我们认识元代海外诸国提供了全新的注解。汪大渊将中国南海称为“万里石塘”,尝试从地理角度跨越海洋分隔,构建域外与中国本土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海洋法权的“大陆架”概念。
汪大渊雕塑
汪大渊和他的《岛夷志略》让中华民族以昂扬的姿态面对世界,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绚丽的蓝色文明图景。他的名字和著作将永远与世界航海史共存。
我们期待,南昌市青云谱区加快建立航海家汪大渊纪念馆,将其打造成为能与八大山人纪念馆并驾齐驱的又一个著名文化旅游品牌。
来源:翻开江西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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