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有“玄德”在身的统治者，长什么样？除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有就是慈勇、无私、不敢为天下先、抱一为天下式、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清静（为天下正），等等，就不是区区“不以智治国”那么简单了。
前面的“不以智治国”，只是否定一些负面的东西，而施以什么正向的东西是必须明确的。“玄德”就是为道的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对“以智治国”的否定和新的合道原则的落实。
④对应于“玄德”而来的“大顺”，是老子的理想境界。与之相反的是，其时“国家昏乱”、“民之难治”等。那“大顺”长什么样呢？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天下正”、“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等等。
2、全书来看，这句话极其重要。
①解析了“不道早已”的原因。老子说，“玄德”极其深远，难以理解，与很多世俗事物及现象是相反的。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从“物”的角度来说，即“有些物”与“深远之道是反的”，即“这些物”没有复归于“不自生”的根本之处，“反”到底了，把“玄德”抛之殆尽。这时，它们完全背离了“道”，质变了，就叫做“不道”。其结果是“早已”，是“道之自然”使然。
②是理解“道可道，非常道”的最好依据。老子的《道德经》并不玄妙，老子只是说，“人们往往以自己认定的道理和概念，来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我这里所讲的道理，是真正可以奉行的，但不是那些人们认定为恒常不变的道理。”是啊，人们没法理解深远的“玄德（道）”，只认自己世俗境界的死理，这样就出现了两个相反的东西，一个是世俗的“常道”，另一个是合道的“非常道”。以“非常道”颠覆“常道”是《道德经》的主打内容。
③是理解“反者，道之动”的最直接依据。很多人总觉得这句话很深奥。其实，老子只是讲了一个简单的发现“道”的路径而已，就是，“与俗人们认定为恒常不变的道理及相应的作为相反的，就是道的运行。”为什么？因为“自然之道”无所谓“反不反”，而“物（世俗之作为）与玄德（道）”已经是相反的，相当于“反反得道”。
【细读后语】
历来，一些人说老子是“愚民”的，就是以本章为主要依据。而多数人虽然并不认同老子有“愚民”的思想，但他们却是大致这样翻译前三组句子的，“古代善于为道的人，不是教导人民知晓智巧伪诈，而是教导人民淳厚朴实。人们之所以难于统治，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智巧心机。所以用智巧心机治理国家，就必然会危害国家，不用智巧心机治理国家，才是国家的幸福。”其中的主要问题是，为了让老子“不愚民”，随意改动了关键字的含义，依然认为“民之智多”是“难治”的原因，其实是没有弄清楚老子的本意。可以看出，很多人对“老子不愚民”的论断，信心是不足的，认识是不深刻的。
前面已从本章的句子结构和论述逻辑，推出老子不愚民的结论，也探明了“难治”的原因在统治者的身上。我想，这只是治标而已；要坚定相信“老子不愚民”和“民之难治不在民”，还要从思想要义的高度来确认。
首先，要明确“本书的定位”。之前多次说过，本书的定位是“侯王的治国守则”，意味着本书的论述角度始终放在侯王（统治者）的身上，并以侯王为主体形成全书的主题、主轴和主旨。拿摄影的术语来说，就是始终保持第一视角不改变，即所谈的都是“侯王挂碍和关切的问题”，与平民无关。
本章提到的，是统治者比较现实的“挂碍问题”，就是“民难治”。那“民难治”的种种表现是什么？在平民身上的，有“心乱、为盗、盗贼多有、多伎巧及奇物滋起、争、不畏死（轻死）、远徙”等等；侯王因之而真切感受到的，有“信不足、侮之、伤其手、大怨、余怨、辱、殆、大患、不能长久”等等。琳琳总总，这些就是侯王倍感困扰的“问题”。
其次，清楚老子的“解决问题的模式”。第五十七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是老子给出的统治者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逻辑公式！其核心要义是：第一，“我”是问题的“因”，“民”是问题的“果”。第二，解决问题要对治自己，不需要针对平民做什么；自己改好了，良性的结果自然会在平民身上呈现出来。这个模式强调的是，解决问题时，统治者要为自己的问题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如果平民还有丝毫需要改变的地方，作为根源的统治者就会转移焦点，就不会作出改变，或者改变不彻底。
举例来看。第五十七章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法令不缺，而且严格的情况下，还抑制不了盗贼的泛滥，就是十足的“民之难治”。连严格施行法令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相当于排除了法治不严的原因，那统治者的问题其实就是：“盗贼怎么老是源源不断啊？”检视下去，发现源头恰恰来自统治者一直有“贵难得之货”的举措，这是一种悖道的价值导向，日久而风行，平民就会争相得之，小争为贼，大争为盗；然后国家制订更多更严的法令以图制止民之“行妨”，都没有效果。道理很简单，水闸不关，你能让地不湿吗？
看到这里，相信有人会说，那盗贼就没有问题吗？盗贼当然有“问题”。一个人做了盗贼，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他因而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他应负的责任。但是，如果统治者停止了误导，不再挑动平民的*，从源头上堵住了偷盗的诱因，使多数人归于淳朴自律。那么，出现少数的盗贼，就不再是统治者“治理上的难事”了！如果还有事，那至多是国家常设机关“有司的事”，依程序处理就行了。
还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这些都是说“民之难治”的，原因都出在“智多”的统治者身上，主要表现为，以不犯忌讳为名盘剥平民、奢靡成风、严刑酷法、无德司彻、为图利而终为大、轻诺寡信，等等；而深层的原因来自其膨胀的*和错误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