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有三大乐事，一是望过年，二是盼家里来客，三是走亲戚。
先先说说过年吧，感觉现在过年没以前那么带劲，年味没那么浓了。望过年，主要是过年有新衣服穿，有糖吃，有鱼、肉吃，且不说对于平常很少沾荤腥的小孩，就连大人也是一件的美事呀。那个年代，虽然穷，但过年的仪式感还是有的。年前先是请裁缝做几天，给兄弟姐妹们添点衣服，一般只有一件，有裤子，就没有衣裳，有衣裳就没有裤子，衣服也比较宽松，为来年长高、长大预备在这，若是遇上年景好的那一年，添一套也是有可能的。但有一样东西，肯定是有的，那就是一双新布鞋。大年三十晚，母亲总是将一双新布鞋和洗干净的衣服叠好，放在我的枕前，并嘱咐我们要爱惜着穿。大年初一一早，就穿着新衣服（哪怕只有一样是新的）、新鞋，串门显摆去了，而后是顺便“捞点吃的”（那时没有饮品）。不过出门前，母亲要用草纸将我们几个男孩的嘴擦一擦，（老家的风俗大年初一忌讳女孩子上门）怕我们骂人或说些不吉利得话。意为草纸擦擦嘴，权当放屁罢了。
一般从腊月二十就要开始忙着准备过年的东西了。请师傅熬米糖，切冻米糖、芝麻糖、花生糖，我们小孩也是陪着师傅熬夜，怎么犯困，都坚持着，目的就是是等着吃糖，做糖大概要持续三四天。腊月二十四前后做豆腐，吃豆腐脑我最开心了，要两碗才管够。然而最期待的就是大年三十那顿美餐了。年初一、初二、初三一过，过年的快乐时日基本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就是盼着走亲戚了。
我们家亲戚少，加之生活苦，比较穷，亲戚之间来往不多，走得比较近的就是一个姨妈和一个姑姑。姨妈住在黄山茶林场附近，离我们家比较远，拜年是每年必去的，那个时候班车很少，歙县到太平的班车，上午一班，下午一班，而且乘车的人多，若错过了乘车时间，或是人多搭不上车，那又要被耽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来去基本上都是走路，走路要大半天，路上带点冻米糖之类的点心备着。每年的初二、三，母亲就从我们几个小兄弟当中确定“人选”，只带一个，年龄太小，走不动路，肯定没有指望，十一、二岁正好，一般是今年去了，明年就没有得去了。去姨妈家拜年，“礼物”，大多是带点过年自家切得芝麻糖或是花生糖，有时候也去供销社买点酥糖之类糖，糖用草纸包个两层，上面搁张红纸条，用麻绳捆好，不带酒，年长的带两包糖，平辈之间就一包糖。好像那时的人，没现在的人这么物质。姨妈家生活比我们家好，待我们也很客气，总是拿好吃的招待我们，感觉吃什么东西都是那么地津津有味。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家的酒酿和粉蒸肉了，酒酿特别地甜、粉蒸肉特别香，还有那个水腌菜特别开胃。一般是呆个两三天，就回来了。临走时，姨妈总是往我们口袋里装点花生瓜子等零食。并把我们送至村头，再坐告别。而我呢，大有恋恋不舍的感觉，恋什么呢？现在回想起来，不完全是图什么吃的，更多是恋与小朋友一起玩耍的快乐。盼走亲戚，是因为每年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有机会走出那个没有藩篱的栅栏，见到外面世界许多新鲜的事儿。后来我们长大了，母亲也老了，走不动了。母亲说，这个亲情不能断，要经常走动，此后，我依是每年带着母亲的嘱咐，去姨妈家走走，看看，直到她老人家去世。
盼家里来客，是因为家里来客人，就有好吃的了。我老家交通不方便，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家里来了客人，就是拿火腿招待，母亲把火腿切成薄片，放在饭锅上一蒸，香喷喷的火腿端上桌，红红的，实在馋人。母亲烧了一手好菜，那时，除了散装的酱油，没有其它的调料品，母亲说，菜要烧入味，才好吃。家里有客人吃饭，有个火腿撑着，似乎就是大荤了。我们小孩是不给上桌吃饭的，端个碗，站在桌角边，需要什么菜，父亲帮挑着，最多两三片火腿，然后一个眼神使然，我便知趣地离开了。没有吃完的火腿，母亲会把它放在碗厨的角落里，等下一次派上用场。我们家一年到头*一个猪，在那个连人都吃不饱的年代，哪来的粮食喂猪，所以猪养不大，一般不会超过一百五十斤。吃草长大的猪，再加上养的时间长，肉吃起来很香，母亲把它腌制起来，家里人多，基本到农历八九月份就吃完了。剩下几个月，青黄不接，就熬着了。有些年份，油都没有的吃，好多时候是把腌制的板油放到锅里搽一下，就拿起来，算是放油了。许多菜都是拿水煮。村里要是哪家*了一个两百斤的猪，那一定是个新闻。老乡们认为*那么个大猪，家里一定很殷实，说不定以后东家取媳妇都好取多了。那时好像食品比较单一，没有现在这么丰富，鱼只是在端午、中秋、过年的时候偶尔买点，而且是要到食品站里买，带鱼居多，新鲜的鱼少，买鱼、买肉，工作人员就用稻草或是笋壳一捆，算是完事了，提起来很方便。平时呢，别谈鸡鱼了，连买块豆腐已算是加餐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吃什么东西都是那么地香，那么地有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