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正是中原和河西两大地域学者及名流连同他们拥有的文化成果汇聚河西，造成了五凉文教昌明的景象。就中原学者而言，他们中许多人学术底蕴极深，早已饮誉海内。如陈留江式，从其六世祖江琼起，书法和训诂成为家学，“善虫篆训诂。永嘉大乱，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到江式时，其家族学术在河西已传延七世，使在中原已将灭绝的古文经学得到保存，以后又经北魏回输到中原。另如常爽，祖籍河内温县，本是曹魏太常卿常林的六世孙，其祖父担任过前秦苻坚时期的南安太守，前秦灭亡时迁居河西。常爽“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是个颇有造诣的学者。他的家族经历了后凉、南凉、西凉及北凉，后来入魏。常爽不应州郡礼命，矢志于学，对河西以及平城的教育事业颇有建树。五凉时期，原籍河西的学者更是璨若群星，特别是“河西著姓”人家，他们不仅是政治上的中坚，许多又是文化学术上的英才。其中，敦煌士林人物更是群龙翘首，如宋繇、刘昞等，都对恢弘河西文教有重要贡献。正是他们的活动，使五凉时期的敦煌成为边陲文明的摇篮。像李暠所说：
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
五凉推行文教兼设政策，并实行了一些昌明学术的举措。其中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各政权创立者都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对此，陈寅恪先生也曾予论及。他指出：
又张轨、李暠皆汉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
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此沦替，宗敞之见赏于姚兴，斯又其一例也。
首先是张轨和李暠，他们一个出身于陇右著姓，一个出身于陇西世族，都各有家学底蕴。张轨“家世孝廉，以儒学显”，“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与西晋时期在朝在野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皇甫谧、挚虞、张华等以学问相过从，备受张华等赏识：
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
李暠也“通涉经史，尤善文义”，是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他的父亲李昶曾官居“世子侍讲”，两代人都是学术造诣很深的知识分子。
其次，后凉的建立者吕光、南凉的建立者秃发乌孤、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他们虽分别生于氐、鲜卑、匈奴酋豪家庭，擅长于弓马战阵，但由于长期生活在汉族文化圈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汉化，并且钦慕华风，倾身儒雅。其中，沮渠蒙逊尤为突出，并素著人望。他“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是一位文武全才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与沮渠蒙逊的才质相比，吕光和秃发傉檀要逊色得多，然而他们也懂得用兴理文教来争正朔的道理，身边常有一批汉族士人为他们经邦论道。傉檀纳史暠之言，“文教兼设”，从宗敞之谋，“农战并修”，代表了他们的思维。因此，纵然后凉和南凉时期学风不盛，但也微波荡漾，重文兴教，时而受到重视。所以有人说：“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
正因为五凉政权的创立者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知道文化教育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五凉时期积极的文教政策及各项举措才有可能形成和贯彻。
五凉的文教政策及举措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敦崇儒学和振兴教育。
自汉武帝定儒学于独尊并建立太学制度起，封建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和学校教育制度的格局便被确立下来。此后，崇儒读经的风气盛于一时。儒学兴国与读经起家，则成了汉以后的社会风尚和文人追求的重要目标。然而，延至汉魏之际，崇儒读经的风气衰落了。经过汉末魏初的战乱和纷扰，儒学斯文扫地。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的情况是：
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
到西晋之末，北方陷入分裂，中原一片逐鹿之声，强暴代替儒雅，武功代替文治，学业沉陨的遗祸进一步蔓延。
当北方普遍出现“学业沉陨”的情况时，张轨却将兴教立学作为他治理凉州的第一件大事。永宁初年，他以敦崇儒学为基点，开始振兴河西文化教育。所采取的具体行政措施一是置崇文祭酒，以主理文教，二是“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崇文祭酒又称崇文祭酒从事史，依晋制，这是掌管图籍和文教的佐吏。魏晋时期，文教沦替，制度不备，此职在州级行政中甚少见置。偶有设置，其意也在匡正纲常礼教方面的颓势。也举西晋江州刺史华轶为例，当着前赵军队进攻洛阳，西晋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际时，他特设“儒林祭酒”，教令州部。
今大义颓替，礼典无宗，朝廷滞议，莫能攸正，常以慨然，今特立此官，以弘其事。
张轨“始置”崇文祭酒，也有表明“吾为司马氏也”之意，但措施落实在征胄子、立学校上，说明它是一项重要的文教行政举措。张轨规定崇文祭酒的职位相当于别驾，享受与刺史同时“乘传行部”的特权和待遇，表明了张轨振兴文教的决心之大。在被中原人看成“戎域”的凉州，学校教育制度首先兴立，这是有特殊意义的。虽然学校只将“九郡胄子”列为培养对象，教育面和受教育面十分有限，但作为首批招收五百人的州级学校，其规模也不小了。
在恢复学校教育制度后，张轨又延聘人才，下令郡县祥推那些“高才硕学，著述经史”者，将他们“具状以闻”，以备选拔擢用。这样，又将文化教育学术与察举征辟结合起来，有助于鼓励士人和提倡尚学风气，有助于推动河西文化逐步走向繁荣。而且张轨也博得了“德量不恒”的美称，受到中原和河西各界人士的敬仰。
前凉的学校教育体制在张骏时进一步完备。张骏因其文治武功，被誉为“积贤君”。他在“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的建邦活动中，将学校和教育也升了等级。339年，张骏设立国子学，“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 。这完全仿制了西晋教育体制。史载：
惠帝时，裴頠为国子祭酒，奏立国子太学。起讲堂，筑门阙，刻石写经。
魏晋时期的国子祭酒是国子学诸生之师，“晋令，博士祭酒，掌国子生，师事祭酒，执经，葛巾单衣，终身致敬”。张骏此举，表明前凉太学制度的建立。另外，张骏也遵照名教治国的定义，在张轨行乡射之礼的基础上，完备儒家礼仪教育，“立辟雍明堂以行礼焉”。
自张轨奠定儒学教育基础开始，后来的南凉、西凉、北凉也都各按其国情和政治要求，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南凉在秃发利鹿孤时期延耆老、访政治，纳史暠之言，按照“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的王道成规，“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又“以田玄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西凉初建，李暠首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他亲身率导，敦励学风，虽有政务，手不释卷，并训诫诸子，要孜孜不倦，“退朝之后，念观典籍”。北凉的崇学之风尤甚，沮渠蒙逊专门兴建游林堂，率群臣在这里“谈论经传”，并“图列古贤圣之像”。比较起来，后凉对教育有所疏忽，这主要因为自吕光立国时起，后凉就连续不断发生动乱而无暇顾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