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可知，关于白居易妻，在此传中云为杨颖士从父妹，朱金城认为当为杨汝士妹。白居易有《杨六尚书新授东川节度使，代妻戏贺兄嫂二绝》诗，据两《唐书·杨汝士传》记，汝士开成元年“十二月，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
杨虞卿、颖士、汝士皆出自弘农杨氏，《旧唐书》卷一七六《杨虞卿传》径称杨虞卿为牛党党魁，《新唐书》卷一七五《杨汝士传》云：“牛李待之（汝士）善，引为中书舍人。”杨氏家族属牛党无疑。故周建国云：“他（白居易）的后半生，几乎与牛李党争相始终，他与牛党党魁牛僧孺、李宗闵谊兼师友，与牛党要人杨虞卿兄弟为姻亲。由于这些特殊关系，随着大和以后党争的激化，白居易避免卷入党争而求分司东都。”又《新唐书》卷一一九《白敏中传》所记，可知白敏中亦为牛党人物。
事实上，白居易兄弟早年初入政坛之际当无明确党派属性，有不少学者认为白居易并不属于牛党，而白敏中早年还曾得李德裕举荐，亦曾“切齿党比”，何以后来具有了牛党属性而诋毁李德裕？
我们认为，与杨氏家族联姻应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力量。当后来党争愈演愈烈，而杨氏家族成为牛党主角的时候，作为姻亲，白居易方有党祸之虞。白居易兄弟由姻娅缔结而深陷党争，对其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德裕对白居易文章评价极高，但因党派原因而深抑之。
李德裕虽抑其人不废其文，但党争之虞对白居易人生态度的转变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转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文学精神和文学风格。
据上引《旧唐书》本传可知，早年的白居易奋励当世，激切感奋，戮力上国，不避凶险，后来仕途的坎坷淡泊了其用世之心，姻娅党争之虞又进一步强化了其退隐之心。白居易晚年诗歌流连光景，常怀出世之情，皆与此密切相关。
党争背景下李商隐的姻娅关系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从《新唐书》卷二○三《文艺下·李商隐传》可知，李商隐一生深陷党争之苦，其关键之处即在于娶王茂元之女。单纯地看李商隐的婚姻，实是唐代婚姻尚进士、尚文学观念的典型体现，但是李商隐此前曾受知于牛党令狐楚，而王茂元却属李党，婚姻缔结与政治党派的道义冲突使其蒙上了“忘家恩，放利偷合”的恶名。
李商隐出身于新兴阶级，不像传统旧族那样以道德门风为持家立身之本。以文学进取，博名位，致通显才是其人生之最重要目标，故其希名切，求利急。通婚王氏，对于政治经验不足而又急切进取的李商隐而言，可能对功利性因素考虑更多一些，而对长远的政治、道德性考虑较少，其婚姻所带来的人生坎坷和仕途悲剧正是新兴家族才子在振起家族的过程中常常要付出的代价。
关于党争与李商隐婚姻的关系，胡可先在《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一书中专门进行了探讨，指出了李商隐“夤缘权势”、“贪图财货”的婚姻动机，描述了李商隐婚后对令狐的心态，可供参考。我们认为姻娅关系导致李商隐深陷党争困局，这种困局又必然会对其人生理想的实现、绝世才华的发挥等带来不可避免的压抑，并因此而作用于内心情感，进而外化为曲折隐约的文本表达，这是研究李商隐姻娅—党争—文学之间关系链条的一个主要方面。
李商隐有一首诗叫《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韩同年即韩瞻，李商隐连襟。二人同年中进士，而韩氏先得垂青，商隐诗中流溢着艳羡之情和渴望之心，据此可推知李商隐就婚王氏应是一种主动的姿态。胡可先据此认为李商隐就婚王氏夹杂着贪图财货的功利目的，这样说也无不可，当时婚姻观念就是官宦之家重进士女婿之才，而进士婚娶高门女子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借助官宦之家的权势和财富。
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苛责于义山之道德，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因为李商隐才太高，名太盛，故成为后世批评的靶子，而芸芸众生之始乱终弃、背恩忘义、慕高厌低之婚姻丑行不知凡几，盖为乱世新兴阶级希名逐利之风潮使然，义山亦不能免俗而已。
单就商隐婚姻本身而言，他与王氏的感情应是很深的，他的悼亡诗写得悲切深挚，从“柿叶翻时独悼亡”、“乌鹊失栖长不定”、“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之句即可窥知。他与诸姻娅亲属的关系也是不错的，赴川东柳仲郢幕府时，即把子女寄养在韩瞻家中；他在人生失意时也曾与另一连襟李定言相惜相慰。
其人生悲剧是妻族的党派属性带来的，当令狐绹怒义山背恩而抑之时，义山方“天怒识雷霆”，但木已成舟，墨身难洗，只落得“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悲剧性结局。从李义山的人生悲剧我们也可看出，在当时婚姻何家远比婚姻自身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