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胡珉琦
事关人类处境的科学哲学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三个：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最终要到哪里去？在人类追寻这一系列答案的过程中，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达尔文。尽管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但人们从未忘却过这位人类思想史上伟大的创新者。达尔文研究学已经成为了生物学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过去几年中，在中文世界，有一位痴迷于达尔文研究，并执着于达尔文和演化论科普写作的科学家，他就是华裔古生物学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苗德岁。最近，他把介绍达尔文主要著作以及研究达尔文心得的短文结集成书——《苗德岁讲达尔文》，带领读者系统了解偶像达翁的精神世界。
与达翁的不解之缘1978年，“文革”后首次全国研究生招考中，苗德岁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生，成为了著名古生物学家周明镇的弟子。他至今都记得，在那场招考面试中，周先生问了他一个“别致”的问题：《物种起源》一书的中英文书名全名是什么？
也许从那一刻起，他就和达翁结下了特殊的缘分。
“在科学史上，当得起‘革命’二字的只有两个人，即哥白尼与达尔文；前者揭示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后者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达尔文与林肯出生于同一天，前者构建了万物共祖的理论，后者提出了种族平等的观念；它们代表着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变革。”苗德岁说，达尔文用“生物演化”的理论来证伪生物物种的“独立创造”学说。他用“万物共祖”这一本质上机械、唯物的理论，去挑战“神创论”这一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宗教信条，有着石破天惊之势。
对于古生物学家而言，达尔文的历史地位毋庸赘言，但多数学者只是止步于对其学术思想的了解。苗德岁却不同。
2010年，他受邀翻译《物种起源》，之后便在多家媒体开设了“达尔文之光”“科学源流”等专栏，分享自己研究达尔文的心得。过去几年，他还专为青少年创作了《天演论（少儿彩绘版）》《给孩子的生命简史》《自然史（少儿彩绘版）》《地球史诗》等多部与达尔文和演化论有关的科普读物。
在这一过程中，他阅读了大量达尔文的英文原作和历史文献，逐渐成为了中文世界的一名达尔文研究学者。从达尔文的学术思想内容到产生过程，再到学术精神，以及人生故事，苗德岁总能找到那些鲜为人知的切入口，为读者勾勒出一个更立体、丰富的伟大科学家的形象。
随着对达尔文研究的深入，苗德岁对他越发痴迷和崇拜。达尔文吸引苗德岁的究竟是什么？
他在书中写道，1831年，剑桥大学毕业不久的达尔文便随“小猎犬号”战舰开始了历时近五年的环球科考。他启程之时，跟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依然相信“神创论”与“物种固定论”。五年后，他返航归来，心中对此已充满疑问。其后二十多年间，他利用在环球科考期间所搜集的大量证据，潜心研究，最终向世人证明：自然界的一切并不是上帝一手创造出来的。其间，为了拿出一个在学术上成熟的、无懈可击的理论，他将物种理论“雪藏”15年才正式发表。这种执着、严谨的治学态度，让苗德岁无比钦佩。
1846~1854年，达尔文用了整整八年时间专心致志地研究了一种很不起眼的海生甲壳类无脊椎动物——藤壶。他只做传统生物分类学家的“本分”工作，平均每天至少花三个小时的时间，研究过的藤壶标本多达1万件以上。最后发表的四卷藤壶专著，至今仍然是该领域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达尔文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病痛的折磨、亲人的故去，使他原本颇为枯燥的生活雪上加霜。苗德岁说，达尔文这种“无用的专注”以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锲而不舍精神，正是当今科研人员普遍缺乏的。
如何阅读《物种起源》2014年底，苗德岁经历一场大病，脑卒中导致半身麻痹，至今打字都只能使用一只手。这与过去几年他日以继夜翻译《物种起源》，耗费了大量心力有直接关系。
《物种起源》的发表至今已有160多年时间，直到现在，它仍是少数堪称“改变了世界的书”。苗德岁坦言：“它虽然被人们广泛引用，却鲜有人会从头至尾地通读。尤其是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下，即使是科研人员，也大多无暇通读或精读，常常拾得只言片语，甚或断章取义，把它们当作教条式的简单结论，而不是视为可被证伪的理论范式。”
达尔文说过，《物种起源》是“一部长篇的论争”。“他深知不寻常的理论要有不寻常的证据，方能令人信服，因此，他在书中列举了方方面面的无数证据。他就像推理侦探波洛那样，运用严密的逻辑和各种修辞手段来说服读者。”
在阅读无数遍原著之后，苗德岁认为，我们阅读《物种起源》时，不能把它当作学术专著来读，而要当作侦探推理小说来读，如果遇到什么悬念，要耐心读下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在书中写道：《物种起源》原本就不是一本用来消遣的书，它像瓦格纳长达数小时的大歌剧以及马勒的交响曲一样，需要你从头至尾的耐心和专注，这样一来，经过剧中的高潮迭起，及至达到剧末最高峰时，你会突然领悟到——哇，这几个小时真的没有白坐哦！因此，我劝那些只想欣赏贝多芬的《致爱丽丝》那样的钢琴小品的朋友，请放下你手中的《物种起源》——这本书需要你用初恋中的那种青涩、真诚、追求、执着与专情来读。
苗德岁希望带领读者一起尝试完成这样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
达尔文生前总共出了六版《物种起源》，苗德岁选择了错误相对较少，又最接近达尔文原始构思与写作风格的第二版进行翻译。尽管他酷爱读书，文字功底好，英文已经达到了母语水平，但历时两年的翻译过程，仍充满了艰辛。
他解释说，《物种起源》写作时，还是科学发展初期，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专业术语。同时，达尔文既要说服科学界人士，又要说服大众，所以达尔文在书里用的是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语言，用了许多隐喻和类比，十分典雅，但并不好懂，这大大提升了翻译的难度。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戎嘉余评价苗德岁，遵循“如履薄冰，未敢须臾掉以轻心草率命笔，始终坚持忠实于原著、保留原著全部精华”的翻译原则，用极为认真、严谨和审慎的态度完成了这项工作，颇为不易。
不仅如此，疾病的重创一度让苗德岁在完成《物种起源》翻译后的几年中时常感到沮丧，但他也从坚持不懈的阅读和写作过程中，以及读者的热情反馈中，获得了慰藉和力量。
“老文青”笔下的科普写作“如果让我们来评选19世纪最重要的英语文学作品的话，恐怕不会是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也不会是华兹华斯的诗歌，而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苗德岁在书中记录了著名达尔文学者乔治·莱文的一番评论。而他也谈到，达尔文极善于把深刻的哲思化作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遐想。
在苗德岁眼里，年轻时期的达尔文就是个不折不扣的 “文青”。在他风华正茂之年登上“小猎犬号”战舰时，随身携带的有限的几本书中，就有弥尔顿的《失乐园》；而且在环球科考途中他时常抽暇吟读。正是他年轻时打下的良好文学基础，才使得他在写作《物种起源》时得心应手，驾驭文字能够游刃有余。
而苗德岁自己也有同样的志趣，自称“老文青”。除了科研，苗德岁深爱文学、诗歌和古典音乐，他把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人文追求完完全全地融入到了科普写作的文本中。
比如，他在书中写道：作为一个西方古典音乐资深发烧友，我常常爱拿音乐来作类比。在我看来，倘若把《物种起源》比作气势恢宏的瓦格纳大歌剧的话，《小猎犬号航海记》恰似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或威尔第的《茶花女》；抑或，倘若把《物种起源》比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或马勒第八交响曲（《千人交响曲》）的话，那么《小猎犬号航海记》就像莫扎特的一组组玲珑剔透的即兴钢琴小品。若从文字风格上比较，我会不揣冒昧地用我所喜爱的两位盛唐诗人作比：《物种起源》好比杜子美的“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那样谨严内敛，而《小猎犬号航海记》则宛如李太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般豪放不羁。
在戎嘉余看来，苗德岁的文字清新可人、优美生动、可读性强，他知识面广、文笔流畅、诙谐有趣，既硬核又通俗，既理性又文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拥有独特风格的科普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