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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文作者，张永强，退休教师。曾任职于绵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本文在此发布，已获原作者授权。
注2：原作者撰写本文，旨在让从来都没有读过《论语》的人都能有一定的理解。
注3：如果可以，点个关注可好？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注释】⑴高宗：殷中兴君王武丁，姓子，名昭，商王小乙之子，庙号高宗。他年轻时代被父亲小乙派到民间劳动体验生活，得以了解民间疾苦和稼樯艰辛。公元前1250年继位，据说即位后前三年一直不理朝政，“天下都听不到君主的声音”。⑵谅：信。阴：默；一说谅阴是为天子守丧。⑶薨：君死曰薨，诸侯死亦然。⑷冢宰：百官之首，宰相。
【译文】子张说：“《尚书》上记载：‘高宗守孝，三年不过问朝政。’为什么要这样说？”孔子回答：“岂止是高宗，古人都这样。君王去世，百官在三年内都要听从宰相的安排。”
【简评】守孝三年，普通老百姓尚且难以做到，何况君王呢，子张的“何谓也”其实就是表示怀疑。对此，宰予也怀疑过，他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在宰予看来，守孝一年也就可以了，真守孝三年，政治后果非常严重。孔子批评他的话，也属于“感情用事”，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丧”，必须遵守，其实按“天下通丧”这样的惯例来回答弟子的问，还是没有事实上的说服力。
如果说宰予的怀疑是建立在事实推断上的，还缺乏理性认识的话，对子张的怀疑，我们就不能这们简单地认为仅仅是事实推断了。子张其人，是孔门善礼者，也就是说，他对“礼制”是非常精通的。如果真的有“三年之丧”为“天下通丧”的惯例，做为一个熟知礼制的人，又为什么要发这一问呢？或许子张已经发现了些什么，证明守孝三年并不是什么“天下通丧”，所以来求证于孔子。但孔子这么一说，他发现的证据因此不好拿出来了。当然，子张发现了些什么，我们是无法去求证于他了，但后世的一些发现，也似乎能够佐证“三年之丧”并非是“天下通丧”：
《吕氏春秋审应览重言》云：“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阴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对此故事作为慎言解，可见儒家解释直到战国末年，也尚未成为定论。（《说儒》）
王卜贞：今由巫九咎，其酒肜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它在尤。在〔十月〕又二。王稽，曰大吉。惟王二祀。
三癸巳王卜贞：旬亡尤。王稽，曰吉。在六月，甲午，肜甲。惟王三祀。
四癸酉王卜贞：旬亡尤。王稽，曰吉。在十月又一，甲戍，妹工典，其，惟王三祀。
这些是由安阳小屯所出土的殷虚卜辞，由字体及辞例看来，是帝乙时代的纪录。
这儿有什么三年之丧的痕迹呢？第一第二两例的“衣”是“五年而再殷祭”之殷，古人读殷声如衣，这是已成定论的，是一种合祭。两例都同在“王二祀”，即王即位后的第二年，一在四月，一在十二月。仅隔七八月便行了两次殷祭，已经和礼家所说的殷祭年限大有不同；而在王即位后的第二年，为王者已经在自行贞卜，自行稽疑，自行主祭。古者祭祀侑神必有酒肉乐舞，王不用说是亲预其事了。这何尝是“三年不言”，“三年不为礼”，“三年不为乐”？何尝是“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作三年的木偶呢？ 第三第四两例也是同样。那是在王的即位后第三年，一在六月，一在十一月，而王也在自行贞卜，自行稽疑，自行主祭。 这些是祭祀的例子。（《说儒》）
以上引自《说儒》中的材料，非常清楚地证明，在殷代，并不存在“三年之丧”的事实。胡适也曾认为“三年之丧”是儒家的特征，是孔子所创。也许孔子是要借助于“天道”来证明“三年之丧”的合理性吧，在孔子的心中，夏、商、周三代，就是他的全部“天道”的体现，所以孔子言必称三代。
《说儒》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在论证了至少在殷代并没有“三年通丧”的事实之后，在说武丁“三年不言”这件事上，将其解释为武丁得了“运动型不言症”或者“感觉型不言症”。虽然有很多材料也在证明，似乎这武丁真的就是得了不言症，并且是遭受了某种重大的打击而导致这种疾病发作的。武丁本人并不是太子，在现在已经发现的卜辞上看，武丁至少有七个兄弟（兄甲、兄丁、兄戊、兄己、兄庚、兄辛、兄癸，武丁时期的卜辞中还有“多兄”、“多介兄”的名称）。
《说命下》：“王曰：‘来，汝说，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孔传：“既学而中废业，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艰苦，故使居民间。”《正义》：“于时盖未为太子，殷道虽质，不可既为太子，更得与民杂居。”这大致是说武丁曾经向甘盘学习，但后来却逃到荒野去了，开始在河邑，然后从河邑到亳邑，最终成了君主。原因是他的父亲想让他知道民间的艰苦，让他和老百姓住在一起。《正义》的解释是他当时并不是太子，殷虽然崇尚“质”，但“学”的要求是不能让他就这样做太子，必须去和老百姓杂居。这样的解释虽然不怎么合理，抛弃学业，逃到荒野去和老百姓杂居，而且过程颇为周折，仅仅是为了体验生活？所以有人推测，一定是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让武丁不得不逃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武丁得了“失语症”，打击太大了。
不过这也不能解释在谪长继承制的条件下，武丁有那么多兄长，干嘛偏偏选择一个不能说话的人做为国君的原因。也许这原因随着历史的逝去，人们永远也无法得知事实的真相了，但武丁即位以后，立即任命自己的老师甘盘为卿，《竹书纪年》载“武丁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盘”。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患了严重失语症的人的作为，失语症本身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啊。
推测一下，武丁本人不是太子，却又非常想做国君，怎么办呢？暗中积蓄力量，表面默默无言，这当是最好的选择。可是他的这种伎俩，并没有骗过他的那么多的兄长们，于是开始对付他，他不得己，只好逃走。而且逃一个地方显然不行，也许又被发现了，所以再逃。他即位以后，原来辅助他的其他兄长的力量还是存在的，因此他必须养光韬讳，等待最有利于自己的机会。他“三年不言”，并不是真的不言，一上台就安排他的老师做卿，以便对其他的势力进行控制，自己则尚袭老办法，暗中观察，这是明智之举呢！
武丁的“三年不言”，这种神秘的态度确实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让“卿大夫恐惧患之”，他一开口，就是“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一人正四方，何尝不是一人“震四方”呢？这“不类”，何尝又不是担心有些人不听他的调度呢？机会来了，他终于说话了，而且是很有自信地说的。这也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得了什么不言症，而是一种权谋的需要。
武丁上台，很快就重用傅说。《史记·殷本纪》中说：“小乙帝逝世，他的儿子武丁即位。武丁帝即位后，想复兴殷朝，但一直没有找到称职的辅佑大臣。于是武丁三年不发表政见，政事由冢宰决定，自己审慎地观察国家的风气。有一天夜里他梦见得到一位圣人，名叫说。白天他按照梦中见到的形象观察群臣百官，没有一个像是那圣人。于是派百官到民间去四处寻找，终于在傅险找到了说。这时候，说正服刑役，在傅险修路，百官把说带来让武丁看，武丁说正是这个人。找到说之后，武丁和他交谈，发现果真是位贤圣之人，就举用他担任国相，殷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因而用傅险这个地名来作说的姓，管他叫傅说。
但在殷卜辞中，却找不到任何关于傅说的任何记录。与之相近的，倒是妇鼠、妇多、妇妥、妇枼等名字。据卜辞中有“小臣妥”的记录，而这位小臣（小臣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小小的臣的意思，商汤的相伊尹，就称为“小臣”）名字“妥”在古语里与“说”、“兑”相近，从历史事实上看，在武丁时代，担任过“小臣”的妇女，只有妇妥，因此有人据此推测，这位傅说，其实就是妇妥。
看看吧，武丁不说话，他在观察呢，最终启用自己的老婆来做为宰相，他的观察不仅在朝上，也在闺中了，这哪里是“三年不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