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收藏与投资》2022年第1期，今据作者提供原文，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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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尚恭家世及生平考述
——以馆藏王尚恭及其夫人席氏墓志铭为例
文丨盖巍
开封市博物馆
作者简介：盖巍，1980年生，河南开封人。现为开封市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宋史、文物文博等。
内容提要：北宋王尚恭在《宋史》中无传，其生平事迹及家世的史料记述，较为集中的便是馆藏王尚恭及其继室席氏的石刻墓志，其余史料散见于其师友的诗文集以及宋代笔记小说之中。王尚恭及其家族在北宋并非平庸无闻，从其求学、入仕和历官，以及后来他退居洛阳期间参加的耆英会、真率会等雅集活动中不难发现在其周围不乏北宋名士的身影，并且其言行均展现出北宋贤士之风范。
关键词：宋代；王尚恭和夫人席氏；墓志铭；洛阳耆英会；真率会
开封市博物馆原藏有《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以下简称《王尚恭墓志》）[1]和《宋故朝议大夫王公夫人福昌县君席氏墓志铭》（以下简称《席氏墓志》）[2]两通墓志。其中《王尚恭墓志》于1997年被调往河南省博物院，其拓片目前尚在开封市博物馆内。《席氏墓志》一直保存在开封市博物馆，现已成为开封市博物馆石刻展厅的重要文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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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博物馆藏王尚恭及其夫人席氏墓志铭
这两通墓志都是1936年在河南洛阳北陈庄（今属洛阳孟津）出土。《王尚恭墓志》刻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农历十月，墓志呈正方形，长宽均为77厘米，厚度为15厘米。墓志内容由北宋范纯仁撰文、司马光书丹、李稹镌刻。志文排列的章法较为独特，分为上下两列，每列41行，满行20字，共计1600余字。《席氏墓志》刻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墓志呈正方形，长宽均为65.5厘米，厚度为15.5厘米。墓文由其兄席汝言撰文、朱助书写。两通墓志分别记述了王尚恭及其继室席氏的家世和生平经历。北宋王尚恭因其操守和才干为当时的士大夫所称道，并与闲居洛阳的诸位名臣多有联谊。但可惜的是宋史无传，记述其生平事迹的文本史料极其有限，因此馆藏这两通墓志文物就成为研究其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
截至目前，前辈学者研究王尚恭及其继室席氏的论著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主要从墓志本身及书法艺术方面进行研究①；其二，结合其它文物，在探讨宋代洛阳耆英会、真率会时附带提及王尚恭等人参会情况②。上述研究大多仅述及墓志本身，较少结合文本史籍进行系统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拟对北宋王尚恭及其夫人席氏的墓志铭进行研读，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王尚恭的先辈及其求学经历
王尚恭出身于世宦之家，祖籍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其五世祖王迺，在唐代末年，跟随王建入蜀，曾任壁州（今四川通江）刺史[3]。唐末黄巢起义之时，王氏举家迁至果州（今属四川南充），因战乱不能回归原籍，王迺去世时只得葬于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丹图山下③，当地民众称此墓为“壁公墓”，其五世祖王迺遂有“乡壁公”之名。五代十国时期，王建、孟知祥先后建立前蜀和后蜀。其四氏祖王福，为前蜀合州（今重庆合川）刺史[3]。王尚恭祖上在蜀“或家或禄，三世不迁”[4]。
至王尚恭父亲这一代“始家河南（今河南洛阳），殁遂葬焉”[1]。王尚恭之父王汲，字师④，王汲与其兄王湛“幼聪警，善为辞章”[3]。北宋时期，其兄王湛得中进士，为时人所称道。随后，王汲来到北宋京师开封，曾为广文馆生徒，数次应考而不中，王汲以其兄司封员外郎之职，得以荫补为将作监主簿，后历任郑州（今河南郑州）、原武（今属河南原阳）、密县（今河南新密）主簿。北宋天圣八年（1030），宋廷诏举“郡诸曹县主簿尉，堪为县令者”[3]，王汲因此得以擢升为泽州晋城（今山西晋城）县令，后又历任大理寺丞知京兆府蓝田县（今陕西蓝田）、太子中舍知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知汉州雒县（今属四川广汉）等职。王汲为官颇有政声，比如他在泽州晋城县令任上，公正地审理“广锐军军士强占饥民农田用来牧马”一案；在陕州夏县为民请命建筑新堤；在汉州雒县率富户纳粟赈济贫民[3]等等，深得百姓爱戴。
欧阳修从天圣九年（1031）至明道二年（1033）任职洛阳期间结识了王汲，为其高尚的品德和修为所折服，他曾称赞王汲“君性简质，重然诺。临事而敏，与之游者必爱其为人。”[4]王汲的优良品行深刻地影响到了下一代。王汲育有三男五女，三个儿子分别是王尚恭、王尚喆和王尚辞。其中王尚恭和王尚喆，同年及进士第，王尚辞举进士则稍晚。
王尚恭，字安之，年少时曾与其弟王尚喆“偕游庠序，喜亲贤士大夫”[1]，欧阳修任职洛阳时，王汲的两个儿子王尚恭和王尚喆“始习业国子学”，每日跟随欧阳修学习，他们的学业一度领先于其他学生[4]。身为老师的欧阳修曾称赞王尚恭“尤谨饬，温温有儒者仪法”[5]。王尚恭深受家族书香气息和“为好官、为良吏”的传统熏陶，这都为王尚恭优良品质的培养和文化素质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欧阳修曾慨叹道：“予固奇王君（王汲）之有是子也！”[5]
二、王尚恭的为官经历
北宋景祐元年（1034），王尚恭与王尚喆兄弟同登进士第，步入官场。在他们即将分赴各地为官上任之际，作为师长的欧阳修曾为他们举行送别仪式，当时的情形和彼此的心境被欧阳修记录下来，便有了欧阳修送别王尚恭、王尚喆的诗《送王尚恭隰州幕》、《送王尚喆三原尉》[6]。这两首诗不仅表达了师生离别之愁，也表达出欧阳修对两位学生在未来仕途道路上建功立业的殷切期盼。
初入官场的王尚恭“居官有风力，遇事必务当理，不为苟且。”[1]为庆成军（今属山西万荣）判官之时，军官多有不法，王尚恭多次谏言而不被采纳，于是“求摄他州官以避之，终不言其情。”[1]可见王尚恭为人正直、有责任、有担当，同时也折射出王尚恭过人的涵养和度量。之后，王尚恭历任监凤翔府（今陕西凤翔）酒税、袁州（今江西宜春）判官、监解州盐池兼知解县（今属山西运城）。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在朝主政，《王尚恭墓志》中记载了他曾上书，力陈选拔将帅、节俭用度、选官吏治等方面的施政方略[1]。其思想见解与当时主政的范仲淹的施政方针不谋而合，王尚恭的奏章与范仲俺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的十项改革内容[7]，惊人的一致，这正是范仲淹对王尚恭非常赞赏的原因之一。
王尚恭当职之时临事机敏，当时张昇担任边帅，有宫中宦官派来传旨，声称：自从传旨之日起，派驻军队的宦官要率先了解边疆战事的机密事务。王尚恭闻听及时提醒边帅张昇“其言无诏书且宜覆奏，况中人预机事则帅权夺矣！”[1]张昇身为边帅深知此事重大，于是上奏宋廷，这个传旨的宦官因此而获罪夺官。“貂珰不以典机密”[8]即指宦官不得职掌军政机密，这曾被宋人称作“祖宗良法”。宋代建国之初的既定国策认为“宦官插手军政”是违制之举，更何况职掌机密，这是绝对严禁的。“宦官不得职掌机密”已然成为北宋士大夫的心中约定俗成的准则，因而王尚恭对此事十分敏感，这说明王尚恭既讲究法度、遵守办事程序，又具有遇事机敏、从容不迫的良好心理素质。
王尚恭担任开封府阳武县知县（今属河南原阳）时，有阳武县民到开封府告状，当时的开封府尹包拯对王尚恭很了解，知道其政绩卓著，审理诉讼也相当公正清明，因此包拯不免会有“既经王宰决矣，何用复诉耶”[1]之疑问！王尚恭在开封府阳武县任职之时，善交朋友，喜欢打理庭院，因此许多士大夫都愿意和他结交，都愿意前去拜访并与之赋诗唱和一番。梅尧臣是王尚恭的故友旧交，自然常去探望，时有诗歌往来，二人情谊愈加深厚。当时王尚恭在自家后园建有“庆丰亭”，梅尧臣曾以诗寄题此亭[9]，诗中盛赞王尚恭孝敬父母、和睦家庭的高尚道德。王尚恭时常馈赠梅尧臣一些石榴、兔子和鱼之类的食物，梅尧臣赋诗以答谢[10]，说明二人情谊深厚。北宋嘉祐年间曾遴选官员到各地遍访民瘼，严查各处加重百姓负担的问题，为的是“宽恤民力”。王尚恭被选派到环庆路（辖境相当于今陕西西北部和甘肃东南部，治所在今甘肃庆阳），他到任后“乃究悉其利病数十事”[1]上奏朝廷，当地民众因此获益。
在军事方面，王尚恭也有令人称奇的表现。北宋前期，西北战事胶着。王尚恭得到举荐，改任著作佐郎知陕州芮城县（今属山西运城），当时孙沔任环庆路都总管、经略安抚使、知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对王尚恭非常信任，命其掌管机要。北宋庆历八年（1048），西夏开国之君元昊被其子宁令哥所弑，其幼子谅祚刚刚登基，遂遣使至北宋告哀。当时王尚恭审时度势，及时向其上司孙沔有理有据地分析利弊，并给出三点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其一，建议北宋政府不要赐予西夏君主任何王爵，“止授以节帅之名”，只授以节度之类有名无实之称呼；其二，“择其强臣，宠以高官”，选择其国内强势之臣，恩宠其以高官厚禄，目的在于削弱西夏王权；其三，以巨大的赏赐“招致近边豪酋”，逐渐为北宋所用，可以加强边疆军事防范，壮大边疆军事力量[1]。孙沔对王尚恭这些军事见解很重视，遂据此上奏宋廷。
王尚恭在军事方面类似于此的嘉谋良策还有很多，比如此后孙沔的继任者杜杞，当时忧虑边陲羌族各部族支离破碎、不团结，不能形成统一的军事合力来抗击西夏军队的进攻，王尚恭就给杜杞成功献策。自此，羌族各部团结一致，摆脱了西夏军队的侵扰，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杜杞、王尚恭等人也乘机将羌族各部“所居险易、山川道路、兵贼强弱之实”绘制成图呈送宋廷。宋仁宗获悉此事后，对王尚恭的军事策略很赞赏“命诸路传以为法”[1]。从上述事例不难看出，王尚恭既有把握全局和远见卓识的军事思想，又有不可多得的深谋远虑和精致谋划，并且在军事保密工作方面也做得很细致周到。王尚恭在担任“押伴夏国使”时，西夏使臣想要购买北宋的史传和佛经。王尚恭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1]，拒绝了西夏使者购买史书传记的要求，只允许其购买佛经，西夏使臣只得到佛经而归。王尚恭对事涉北宋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保密问题时刻具有警惕之心，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
三、王尚恭夫妻晚年生活
王尚恭完成了“环庆路查访”的任务之后，因其老母年迈，他不愿再到太远的地方任职，因此其历任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司录参军、知缑氏县（今属河南洛阳偃师），磨勘西京（今河南洛阳）修内司，兼判西京勾院，同判西京国子监等一些闲职。不久，王尚恭老母去世，他为其母丁忧守孝，“服除，爯（再）判监管勾西京崇福宫。”[1]自此，王尚恭遂以祠禄官赋闲于洛阳，后来他以太常少卿的官阶致仕，封太原县开国子，赐服三品。北宋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太常少卿”官阶改为“朝议大夫”。因此，王尚恭遂有“王少卿”、“王朝议”之称。
王尚恭夫妇在父母身边尽孝近30年，侍亲至孝。从《王尚恭墓志》和《席氏墓志》的记述多处可见夫妇二人侍奉老人至孝的例证，例如当时已步入晚年的王尚恭每逢年节总要在亲族聚会上亲率儿女一干人等为母亲敬酒奉寿，还要载歌载舞、嬉戏娱乐；王尚恭的母亲年迈有疾，行动不便，饮食起居均需有人在侧侍候，已近老年的席氏（王尚恭继室）总是随时陪侍在婆婆身边，丝毫不敢怠慢。王尚恭夫妇除了在“孝亲”方面倍受时人尊敬之外，在“睦友”方面也值得称道。王尚恭有位同僚遭遇不幸，王尚恭周全其后事，并为同僚的孤女主持操办婚事。有“荫补”（以皇帝恩赏或父辈官职而使子孙后代得到官职）的机会，王尚恭根本不考虑自己的亲孙子，而把机会让给远亲。
王尚恭夫妇晚年闲居洛阳，有更多的时间去打理家庭，虽说居住条件较为简陋，但王尚恭夫妇很注意居所内外的清洁，还种植了很多“疏竹幽花”[1]，打理得“闺阃之内，雍雍整治”[2]。晚年闲居的王尚恭还应邀先后加入了洛阳的“耆英会”和“真率会”。“洛阳耆英会”是北宋中后期闲居洛阳的耆宿老臣自发举办的文人社团，参与洛阳耆英会的人员主要有富弼（79岁）、文彦博（77岁）、席汝言（77岁）、王尚恭（76岁）、赵丙（75岁）、刘几（75岁）、冯行已（75岁）、楚建中（73岁）、王慎言（72岁）、王拱辰（71岁）、张问（70岁）、张焘（70岁），以及司马光（64岁），共计13人[11]。有文献提到洛阳耆英会与会者“凡十二人”[12]，其原因在于司马光未被列在其中。按年齿长幼排序，王尚恭在洛阳耆英会中位列第四，加之王尚恭的书法造诣颇高，被诸位耆宿所器重。之后，王尚恭又应邀加入了司马光在洛阳召集的“真率会”。真率会与耆英会之间有前后承续关系，但二者在很多方面有差别。真率会的与会人员基本延续了耆英会的人员构成，主要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席汝言、王尚恭、楚建中、王慎言、范纯仁等人。真率会一改耆英会的奢华风气，提倡朴素节俭、不拘礼节。司马光等人为该会制订了详尽的会约，其中有“为具务简素”、“朝夕食不过五味”、“菜果脯醢之类，各不过三十器”以及“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13]等约定。无论文彦博倡导的洛阳耆英会，还是后来司马光召集的真率会，均把“赋诗唱和”作为是聚会时的主要活动之一，其实这也是身居洛阳的耆英旧臣日常生活中陶冶性情、增进情谊的主要形式之一，王尚恭在这方面可谓是佼佼者。
王尚恭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农历八月九日，在洛阳嘉善里自己家中病逝，享年78岁。育有一子、五女、一孙，其子王纯以及五个女婿都是文士，并且都已步入仕途。对于王尚恭的逝世，司马光、范纯仁、楚建中、席汝言等众多亲朋好友都特别为之悲恸和惋惜，司马光亲自为他书写墓志铭，范纯仁亲自为他撰写了志文，还专门为悼念王尚恭书写挽词三首，其中就有“行已无瑕玷，终身乐太平。人间五福备，宦亚九卿荣”、“族望高全蜀，交游华众贤。退身将一纪，遗德满三川”[14]的记述，这是对其一生最佳的评价。
四、结 论
王尚恭出身于士大夫之家，诗书传家的优良传统依然被延续下来，并得到很好的继承。自从王尚恭步入仕途之始，就始终秉持着“正直、本分、机敏、干练”的为官之道，虽说终其一生其官阶都不甚高，但他能够始终如一地践行其高尚的人生理念。他高尚的品德体现在事亲至孝、和睦亲族、待人和善、待友至诚等各个方面。
他求学之时，品学兼优；入仕后能恪守正确的为官之道，处处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基准，做事雷厉风行，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在西北边陲为官多年，深谙边事，能够因时因地提出诸多合理建议，并能够为孙沔、张昇、杜杞等诸位边帅出谋划策，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他晚年返归家乡洛阳，侍奉长辈之余，先后参与洛阳耆英会、真率会，成为洛阳耆老聚会中的中坚力量，深得文彦博、富弼、司马光、范纯仁、楚建中、梅尧臣等北宋名臣的赞誉。综观王尚恭的一生，堪称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典范。
注释及参考文献
注释：①从墓志本身及书法艺术方面进行研究的论著主要有：赵秋莉《宋代王尚恭墓志浅说》（《中原文物》1993年第3期）、唐冬冬《司马光书丹的〈王尚恭墓志〉》（《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28日第7版）、曾广《从〈王尚恭墓志〉的发现看隶书在宋代的延续》（《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等等。
②在探讨宋代洛阳耆英会、真率会时附带提及王尚恭等人参会情况的论著主要有：杨新《〈文潞公耆英会图〉考析》（《文物》1999年第12期）、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浙江大学2005年中国古代史博士论文）、周扬波《洛阳耆英会与北宋中期政局》（《洛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杨木军《试论北宋中期“耆英会”》（《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刘馨珺《北宋洛阳耆英会：从碑铭谈士大夫的交往活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8年第30期）、牛秋实《唐宋洛阳文人的雅集与文化活动》（《宋史研究论丛》第15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庞明启《北宋元丰洛阳真率会考论——兼论“真率”与“耆英”会名的混同及原因》（《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陈小辉《宋代洛阳耆英会探赜》（《兰台世界》2015年第6期）等等。
③ 丹图山，依据《河南先生文集》卷13《王君墓碣铭》，P63（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载为“州图山”，疑有讹误，此后依据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居士集》卷29《太子中舍王君墓志铭》，P7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墓志铭后的笺注，改为“丹图山”。
④ 王汲，字师黯。《河南先生文集》卷13《王君墓碣铭》，P63（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载为“师點”，疑有讹误，另据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27《太子中舍王君墓志铭》，P412（中华书局2001年版），改为“师黯”。
参考文献：[1]（宋）范纯仁撰文，司马光书丹，李稹镌刻.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王尚恭墓志铭》）[Z].河南省博物院藏，原属开封市博物馆馆藏石刻墓志.
[2]（宋）席汝言撰文，朱助书丹. 宋故朝议大夫王公夫人福昌县君席氏墓志铭（《王尚恭继室席氏墓志铭》）[Z].开封市博物馆馆藏石刻墓志.
[3]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M].第2册，卷13《王君墓碣铭》，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P63.
[4]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卷27，《居士集》卷27《太子中舍王君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P412.
[5] 据范纯仁撰文，司马光书丹，李稹镌刻《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王尚恭墓志铭》）载，欧阳修评价求学时的少年王尚恭“尤谨饬，温温有儒者仪法”。另据《欧阳修全集》卷27《太子中舍王君墓志铭》（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P412）载为“尤谨饬，俨然有儒者法度”。二者文意一致，措词稍有出入，姑且采用墓志内容为据.
[6]（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卷10，《居士集》卷10《送王尚恭隰州幕》、《送王尚喆三原尉》，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P164.
[7] （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文集[M].《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523-538.
[8]（宋）不著撰人.群书会元截江网[M].卷17《纪纲·时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P239-240.
[9]（宋）梅尧臣. 宛陵先生集[M].卷22《寄题阳武宰王安之庆丰亭》，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3册，P187.
[10]（宋）梅尧臣. 宛陵先生集[M].卷59《阳武王安之寄石榴》、《依韵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诗见赠》、《阳武王安之寄兔鱼》，第3册，P473、P477.
[11]（宋）沈括著，胡道静校注. 新校正梦溪笔谈[M].卷9，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P104.
[12]（宋）王闢之著，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M].卷4《高逸》，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P49.
[13]（宋）蔡正孙撰，常振国、降云点校.诗林广记(后集)[M]，卷10《司马温公·真率会》（按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P412-413.
[14]（宋）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M].卷5《王安之朝议挽词三首》，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明修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册，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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