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世宁希望进献小孩的素描像博得皇帝的好感从而进入皇家画院，而康熙帝对西方人物素描认识上的文化隔阂，则体现出中西绘画的区别。
朗世宁眼中的“整个帝国，观测天象者惟衰老的皇帝一人”，更是体现出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清帝国事实上已经在现代科技文明上落后于世界潮流，潜伏着衰败的危机，为影片后来的叙事埋下了伏笔。
进入雍正时期，朗世宁眼中的皇帝成为一个对中国文人生活方式无限憧憬甚至以一种乔装打扮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曲折地反映出皇家生活的禁锢和压抑对于人性的扭曲和变形，也隐约传达出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某种比较优势。
雍正帝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希望通过道士的所谓“仙丹"来求得长生不老，在朗世宁看来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完全违背了科学常识，而丹药中大量的有毒化合物则是导致皇帝死亡的直接的罪魁祸首,充分暴露出中国医疗中某些愚昧和荒唐的缺陷。
到了乾隆时期，朗世宁则又以旁观者的角色，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皇帝在馔饮排场上的铺张奢华和用餐时的胆战心惊，这种近乎滑稽的矛盾复合，体现了潜伏在所谓皇家饮食背后的重重凶机。
而乾隆一生作诗2万余首，以文人精神领袖自居的刚愎自用，在一个西方人看来是令人费解的，这也直接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权利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及至王致诚觐见乾隆,感叹园林之美，他描述圆明园的系列通信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也从一个侧面，丰富了“他者”视野中对圆明园和清廷生活的感性认识。
当乾隆帝反对水法景观中的裸体人物造型，主张用中国十二生肖中的动物造型替代，朗世宁无可奈何接受了这一想法，则是在技术层面上引入了对中西伦理道德观念差异的比较。
乾隆帝将园林中的提水机械废弃而依旧采用古老的打水方式，嗤笑科技不过是玩物丧志，在旁白的解说和借用朗世宁平静甚至有些冷峻的口吻叙述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王朝走向没落乃至灭亡的端倪已浮出地平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