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说，的确反映了一部分汉字的情况。
比如，“栽”“裁”“载”“䴭（cai）”等字，小篆中都有“才”字，亦以“才”得声。同时，这几个字，也均含有“初始”之义——“栽”是筑墙长版，有初始筑墙之义；“裁”是制衣之始；“载”为乘车行路始初；“䴭”为酒母，示做酒开端。
不过，王圣美等人之说，又有严重漏洞——一是无法解决非“形声字”的“声训”问题；二是不少“形声字”并非同源，其“声旁”或曰“声符”只表音而与义无关，即便同源“形声字”字义，也不能一概而论认定其字义来自“右文”。
至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黄承吉，将“右文说”大大完善了。他提出了“字义起于右旁之声”的理论，纠正了宋代王圣美等人学说中的错误核心。
他提出：“六书之中，谐声之字为多，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
他又说：“是以古书凡同声之字，但举其右旁之纲之声，不必拘于左旁之目之迹，而皆可通用。并有不必举其右旁为声之本字，而任举其同声之字，即可用为同义者。”
尽管其说有些“绝对”，但他所言“右旁之声”对于“形声字”的字义所起的作用，的确上升到了语言的高度，比王圣美等人的“右文说”，有了质的飞跃。
用他的观点来解释“痔”字，最可说明问题。
“痔”，初看起来就是单纯的“形声字”，难以其“右文”之“寺”解释其义。但如果按照许慎对“等”字的解读——寺，官曹之等平也”，就很好理解了。
《说文》云：“痔，后病也。”这说的是现在理解的“痔疮”。
而《增韵》曰：“痔，隐疮也。”《释名》：“疮，戕也。戕毁体使伤也。” 张衡《西京赋》注“疮痏”：“谓瘢痕”。
可知，“痔”也是“形声”加“会意”——因“病”生疮而使肤“不平”。
可举的例子很多，比如“特”，最早不仅因“寺”得声，且据“寺”而有“比较”大小、轻重以致公母之义。
前面说到的“诗”“恃”“持”“畤”“秲”“庤”“時”“痔”，包括“待”，都因“寺”而得声，并包含有“寺”之含义。限于篇幅，不遑述及。
黄承吉“改造”后的“右文说”，将汉字训诂的三大方法之一的“因声求义”，大大推进了一步。另两种方法是“据形说义”“据文证义”。
在黄承吉之后，近人刘师培、沈兼士、杨树达等大家，对“右文说”又有专论。尤其是沈兼士，提出把声训与“右文”结合起来推导“语根”及其分化，以“右文”来弥补古代声训之不足，这是对“右文说”的又一次新发展，把此古老学说推至了新高度。
自然，“声旁”“声符”之表义，不能绝对化。也不是绝对的，只可说据此为“多”，不能说“凡”、“必”、“皆”。因为，汉字，太深奥、太悠久、足够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