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真是有凑巧，说话间，公社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来找我，交给我一个硕大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四川文艺”四个红色大字。
稿件有回音了。
信封己被开封。通讯员解释说，邮局把信件送到公社时，公社的几位领导正在院子里散步，看见信封上是写着我的名字，说我曾经是他们的学生，见是外省寄来的信件，有点好奇，便拆开了信封，看了里面的内容，很是高兴，说我读初中时作文就写的不错，是个写作的苗子，还说有机会好好培奍一下。
通讯员说，公社办公室主任对我特别有兴趣，说曾经是我的班主任，也爱好写作，寄了不少的稿件，收到的退稿信都是印刷品，还没得过一次手写退稿信。
主任特地吩咐通讯员转告我，要好好努力，争取写出好成绩。
信封内除了退回原稿，还附了一页手写信，虽然天色已暗，但看得清并没有署名，盖的是编辑部印章。
而手写信的内容则完全看不清。我邀通讯员往家去吃晚饭，他说还有事不能耽误，便走了。我便顺着邀请汪老师，她也不客气，说要去拜读我的大作。
04
汪老师来到家里，母亲是既高兴又抱怨，抱怨的是，我没有提前跟她打招呼，她可以提前到县街上买点好菜款待汪老师；高兴的是，家里收了汪老师的五斤大米，不要返还，母亲心里一直过意不去，现在总算逮到了一次机会，可以略表一下谢意。
当然，她哪里知道，完全是因为退稿信的原因，汪老师才临时起意。
我和汪老师在灯下，阅看着那封退稿信，无非是说些文章很有生活气息，作者有一定的观察生活能力的无关痛痒之词，还有客套话“大作不拟刊用，敬请见谅”。
汪老师把信封揣摩了三遍，终于发现了事情的蹊跷。
她问我，寄稿的时候写的是哪里的地址。
我说，县邮局就在大队附近，又有专门的信报箱，方便收取，当然写的是大队的地址咯。
那稿件怎么退到了隔十里路远的乡下公社院子里呢？
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能说明什么吗？
她打趣地说，你在灯下被蚊虫叮咬，汗流浃背写下的稿子才不会遗失，最起码遗失的可能性要少很多。
她如此说来，好像也能说得通。不解的是，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母亲已经把饭菜做好，两个荷包蛋，不知从哪里找到的几条小鱼干，烩上香芹辣椒，稀稀垮垮地盛了一盘，就算是待客主菜，当然也少不了自家种的萝卜白菜。
母亲很快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她二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指着我说，人家可是一番好心。
母亲的话的确触动我思考，是的，路途遥远，素昧平生，无论对方是男是女或是老是少，并不重要；有意义的是对退稿设计如此花费心思，难道对方是看了我随着文稿一同寄去的自我情况介绍，或是从文稿的字句行间读出了一个青年人的内心不甘和不服抗争，或者说对方也曾经命运多舛而性情相投，心生怜悯愿施援手，否则的确很难解释以上不合常理的做法！
文章虽然没有发表，却让人收获到了一份温暖和感动。
汪老师说退稿信上还有一条建议，简直就是一条明显的暗喻。
的确有这么一条建议，说我如果愿意，可以把稿件送给当地有关人员看一看。
把稿件送人看一看的后果我不敢想，但对方如此设身处地，由己及人的做法，的确让人心动和泪目。
只是可惜，由于时间久远，又逢家宅几次搬迁，那封手写信己不知所踪！
记得汪老师当时把手写信上的那条建议的意义说得非常直白和深远：年轻人，要想作为或改变，还是从身边开始吧。
那天，我们边吃饭边说着话，一顿饭费了不少的时间。汪老师突然想到学校晚上还有事，便起身告谢我母亲，推着自行车就要走，母亲说，天太黑了，要我送一下汪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