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文艺界和鸡汤届特别流行一个说法：穷而后工。
“穷而后工”本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理论命题，由大名鼎鼎的宋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欧阳修第一次明确提出，大致意思是，经历了郁郁不得志，才能在文学创作上才能取得成就。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大行其道刮起一阵“文人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价值，以及古代文化名人的思想与精神被重新凸显、歌颂。
一篇广为流传的《苏东坡突围》中，余秋雨以“乌台诗案”为线索，书写了苏东坡经历的苦难，以及对苦难的超越。
诗人在人生谷底时的作品，达到了个人创作生涯乃至整个文学史的巅峰，成为穷而后工的代表。
纵观中国文学史，从杜甫到到曹雪芹，从老舍到路遥，还有无数叫得出名字的大家，他们的励志故事写在杂志和散文中，被收录在作文素材里。
这些“穷而后工”代表人物在被广泛传播的同时，让人轻易得出一个结论：作家现实生活中的不幸经历，往往成就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其实不仅限于文学，也不限于国内，整个世界艺术的创作史，似乎也是一部人类的受苦史。
茨威格的知名传记作品《人类群星闪耀时》中记载的“人类群星”们，多是在生命失败和悲情的时刻，激荡出传奇的艺术火花，从而名垂千古。
茨威格笔下：江郎才尽的作曲家亨德尔，垂死病中写出《弥赛亚》；俄罗斯的良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磨难而幸存后，发生了思想的伟大转折；伟大诗人歌德饱受“爱而不得”的痛苦，达到创作高峰……
茨威格在写歌德被“失恋”激发出磅礴灵感的时候，引用过一句话：
是这支刺伤他的梭枪本身治愈了他。
从痛苦中汲取力量，于伤口开满鲜花——不管是从人生启迪意义上，还是从审美意义上，都是全世界通行的对苦难的理解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