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一直有找虐的传统。
就像关汉卿那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的铜豌豆”，他们千方百计找虐，乐此不疲，好像非如此不足称文人。
苏轼的不系舟和孟子的大丈夫苏轼的一生，不是在怼人的路上，就是在被人怼的路上。我笃定在他那潇洒随性的外表下，藏着一颗骄傲到骨子里的灵魂。
宋神宗期间，新党得势，王安石摄相位，立主变化革新。苏轼和新党怼，结果被整得九死一生，最后被放逐黄州。
此后新党败落，旧党重新执政，他又和旧党领袖司马光理念不合，屡起争执。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司马牛”。
司马光刚刚过世，他就又和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二程兄弟怼上了。这下捅了马蜂窝，由此正式开启了北宋的党争时代。
苏东坡身陷乌台诗案
宋哲宗即位后，重新启用新党，苏轼结束了个人短暂的政治巅峰，被流放惠州。
他在罗浮山下与老天开怼，不咸不淡作了一首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当时章惇为相。此人曾是苏轼好友，青年时代曾结伴出游，“乌台诗案”时还为苏轼说过话。但是今日不同往日，因政治立场的不同，两人早已形同陌路。
章惇读到这首诗，心想：嚯，苏轼在惠州过得还挺滋润啊。于是大笔一挥，把苏轼流放到了极南的儋州，现在的海南省。在宋朝，这里是不折不扣的南荒蛮夷之地。
在这贬无可贬的地方，苏轼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他在病逝前数月终于遇赦北返，途中百感交集，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最为人敬服的，除了旷世天才之外，就是对苦难人生的态度，超然自适、潇洒豁达。但从他这首诗来看，真豁达者未必写得出。
国学大师钱穆评价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或是真知灼见。
细数中国文学史，比苏轼更热衷找虐的大有人在，其中一个就是刘禹锡。
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以恩召还”，一时兴起去京郊玄都观赏桃花，写下了《玄都观桃花》：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他这一招花式找虐果然有效，很快再次被贬为连州刺史，一贬14年。
刘禹锡重回长安后，再次大模大样重游了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虐找得，酣畅淋漓。
苏轼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刘禹锡人称“诗豪”，都占了一个豪字。
苏轼在豪放之外，多少有一些郁结难解，所以他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刘禹锡则是豪气冲天，斗天斗地其乐无穷，所以他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在刘禹锡面前，苏轼都算不得乐天派了。
中国文人喜欢找虐的传统，或源于孟子。《孟子·告子下》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滕文公下》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人必自虐、他虐、天虐之，才能天降大任，成大丈夫。
孟子描绘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和孔子的“天下大同”大致一个意思，就是“想得挺美”。
历朝历代，有多少大丈夫的正面例子，就有更多的反面例子，还有多到数不胜数的正反难辨的例子。
大凡人处局中，是非黑白之判分，总是很难厘分得清楚明白。便如当今文坛的一些笔墨官司，众说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能说谁就一定代表正义？
是非曲直大约总要等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时光沉淀了一些东西，才能交由历史来评断。而这历史，也往往早就戴上了有色眼镜，有些真相已被过滤得一干二净。
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苏轼的老师欧阳修说过：“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意思是，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
苏轼的遭遇，是他老师这句话的最好注脚。流放黄州的苏轼，是诗词文章做得最好的苏轼。
从“诗穷而后能工”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个观念古已有之，发明者应该是太史公司马迁。他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后，“发愤著书”：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 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大抵是说，发愤著书是自周文王、孔子、屈原传承而下的老习惯，值得效仿。自此以后，这个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不绝于缕，常被发扬光大，推陈出新。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
诗圣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老李啊，我知道你过得不好，我也过得不咋的。咱啥也不怨，要怨就怨咱文才太出众，所以总是命途多舛。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祖辈时代为官，却因父兄早逝，幼年时过了一段苦日子。他发愤读书，24岁进士及第，累经宦海沉浮，官至吏部侍郎，病逝后追赠礼部尚书。他认为：
“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穷苦是好的，而王公贵族如果不是天赋异禀，则万万写不出好文章。
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确有很多“穷而后工”的例子。最有代表性的，是杜甫和曹雪芹。
两人一度生活优裕，怒马轻裘，到后来沦落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尝尽人间苦楚。生活境遇的巨大反差，加深了他们对人生的理解，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潜力。这才成就了一部“诗史”和一卷“红楼”。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况“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说自己“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于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位田园诗人，文采风流影响后世百代而不绝。
奉旨填词的柳永流连风月，“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据传他终日流连歌馆妓楼，造就了独特的词人柳三变。
还有孟郊、贾岛、徐渭、唐寅等等，此处不一一枚举。
有时候，我总不免心生怀疑：一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是不是可以改名叫“中国穷学史”？庆幸的是，以上只是非典型个例。
如果真的连饭都吃不饱，肚子饿得咕咕叫，恐怕谁都会如韩愈所言“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了吧？
陶渊明很富和杜甫不算穷中国文人其实并不穷。古代很长一段时间，穷人读不起书，认不了字。提出“穷者而后工”理论的欧阳修，官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能穷到哪儿去？
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读书是一件花费昂贵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不得不用甲骨、竹简和绢帛做书写材料。
甲骨和竹简不仅很难制作，而且非常笨重。据说秦始皇一天批阅的奏章，就需要拖整整一车。绢帛虽然轻便，但是价格更加昂贵。
所以，穷人家连书都买不起，没有“穷而后工”的资本。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儒家的复圣颜回和战国的纵横家苏秦。
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极富学问。他有多穷呢？《论语·雍也》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根据有限的史料，颜回很穷，但是安贫乐道，不卑不亢，以德行著称。颜回有机会念书，要多谢他的老师孔子“有教无类”。
无论是聪明人还是笨蛋，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有获得教育的权利。孔子算是中国“教育公平”理念的最早实践者！
孔子也有过“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经历，不过这位伟大的老人家是不能算穷的。他曾任鲁国大司寇，摄相事，还有弟子三千。就算不找国家拿工资，每个学生随便交一点学费，他也不会穷到哪去。
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叫子贡的学生，曾任鲁国、卫国之相，还善于经商之道，妥妥的鲁国首富。子贡作为孔门十哲，孔子“受业身通”的弟子之一，不可能让自己的老师挨饿受穷吧！
孔子和颜回
苏秦父辈以务农为生。他早年到齐国求学，拜鬼谷子为师。学成后外出游历多年，穷困潦倒而回。他找到一本《周书阴符》，闭门不出，悬梁刺股，伏案钻研，一年后揣摩出合纵连横之术，最终挂六国相印，位极人臣。
颜回、苏秦这两位读书人名气大则大矣，但是颜回只有只言片语收录在《论语》等书中，而苏秦则更适合称作政治家而非诗人。
这两人一个真的很穷，一个曾经很穷，不过都无传世之作问世，算不得“穷而后工”。
东汉105年，蔡伦发明造纸术。随着纸张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有能力进入学堂念书。
此后的读书人，一穷二白的不少，但是“诗文工整”者中穷的并不多。就算以安贫乐道著称的陶渊明，一点也不穷。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田，自耕自种，一会“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一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乐陶陶。
我们如果去翻他的家谱，就知道他有不折腰的资本，因为他根本瞧不上这“五斗米”。
陶渊明的曾祖父据说是陶侃，东晋的开国元勋。他的母亲孟氏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他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子，还都养大了。
这五个儿子怎么样呢？他在《责子》诗中写道：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艺。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试想一想，五个儿子，穷人家就算生得出来，也是万万养不起的。所以，陶先生的《责子》诗可以算是赤裸裸地炫富。
大家如果还不服气，不妨再看看跟他往来的人物都是谁。
其中一个叫王弘，曾做过江州刺史。他会给陶渊明送酒，还帮陶渊明做鞋子。陶渊明心安理得地接受馈赠，喝醉了还不客气地说“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还有一个颜延之，他在始安郡当官时，天天都去陶渊明家谈经论史。颜延之升迁异地后，留了二万钱给陶渊明。陶渊明一分钱也没带回家，全部存到了酒肆，方便以后喝酒。
陶渊明有妻又有子，却把两万钱全当作了酒钱。他如果不是没心没肺的傻子，就绝对不是穷人。
至于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初唐四杰、唐宋八大家……大凡是文章做得极好，青史留名的，真正的穷人没有几个。
诗圣杜甫一生沉沦下僚，写出了三吏三别，还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希望有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甚至因幼子饿死而愤怒控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实际上，他过得穷日子并不多。
杜甫出身名门望族京兆杜氏，祖父是杜审言，父亲是杜闲，少年时代家境优渥。他流落成都后，严武镇蜀，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人称他为杜工部。
杜工部“租税常免，不隶征伐”，不算生活在最底层。严武去世后，杜甫在夔州为国家代管公田一百顷，自己还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
这日子，至少应该是小康生活。
贾岛苦吟一生，曾作诗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他想多了。只要文章做得好，迟早会遇到知音。无论哪个领域，只要拔尖就能得到尊重。
十万红尘，没有哪个人能走一辈子夜路而不踩到一坨狗屎。人生难免起起伏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挫折。
只是笔在文人手里，他们的苦难被放大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