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而后工”是欧阳修曾经提出的一个观点，出自其《梅圣俞诗集序》：“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根据上下文补充一下就是：（写）诗，（诗人）穷而后（诗歌）工。
“穷”指的是诗人，与“达”相对，是“困窘”的意思，而这种“困窘”一般来说，既包括“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工”指的是诗歌的审美性强、艺术价值高。
那么，“穷而后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生活困窘的诗人能够创作出优秀的诗歌作品。
这个逻辑乍一看没什么毛病，因为许多古代文学理论都倾向于这一点，不少古代诗人的经历都与之相符。
- 从理论上看，这种说法由来已久。
身世、经历、心情等因素对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
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提出“知人论世”说——“颂其诗，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要想更好地鉴赏一个人的作品，需要清楚他的时代背景、了解他的生平经历（与作者成为朋友）。
孟子其实道出了文学创作与作者经历与时代背景的关系。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时代中的经历是与创作紧密相关的。
中唐时期，韩愈从文学创作与情感的关系又提出来“不平则鸣”说。
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创作主体内心有一股不平之气，从而外泄成文学作品。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观点实际上是对韩愈理论的继承，认为文学创作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认为文学创作和愤懑不平的情绪有关系，而困窘处境很容易导致诗人产生这种情绪。
- 从实际上看，郁愤之情确实会让人产生创作冲动与创作灵感。
试看：
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一心为楚国着想的屈原，却两次放逐，因此他发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感慨。在诗歌的瑰丽世界中，屈原尽情抒发内心郁愤，他的以《离*》为代表的纵情长歌被后世称为“楚辞”。
在盛唐那片人才济济的土壤中，许多有志青年一腔热血追求封侯拜相，李白也不例外。为出身所累，他不能直接参加科举；竭力表现自己，但终究是被视为“文学弄臣”。骄傲如李白，潇洒地挥别长安城，折腾半生，深知“行路难”的道理，却还记得“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初心。他“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将盛唐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即便半生顺利的苏舜钦，在北宋党争激烈时期，被抓住细小的过失而遭到弹劾被贬。贬地苏州的优美山水始终不能让他释怀，即便他亲自修建了沧浪亭，看似颇有雅兴，但“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之类的句子却也可以看出苏舜钦内心比较隐蔽的幽怨。
向来被视为“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经典案例的李煜，亡国破家之后，创作风格亦为之大变。他以赤子之心反复咀嚼着巨大的伤痛、深情地怀念过去，在被囚禁的小院子里，咏叹着诸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无奈与郁愤。
类似例子还有许多，仿佛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首先需要接受命运的碾压——物质上的、心理上的，或二者兼而有之。
如晏殊，年少成名，14岁参加应试，被皇帝赐同进士出身。仕途走得也相当顺，一路升迁至宰辅。他侍奉真宗、仁宗两朝，正是北宋最兴盛、太平之时，因此被称为“太平宰相。”
但晏殊的文学创作也是可圈可点的。他诗词文皆工，尤其在词上贡献更大。他吸收西蜀“花间派”的细腻和南唐词人的典雅，被称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他的词不仅语言清丽，声调和谐，而且巧妙地将哲理性思考融入抒情叙写中，在伤春怨别的情绪中，表现出一种理性反省，透露出一种圆融旷达的人生哲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又如纳兰性德，出身显赫，年纪轻轻便做了康熙御前侍卫。比起出身寒门、仕途蹭蹬的多数文人来说，纳兰早已赢在起跑线上。正是这样一位富贵公子，在艺术上有独到的感受力，在清词式微的创作环境中，凭借自己纯真在词坛旁逸斜出。
正如王国维指出的那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虽然说后来痛失挚爱的人生体验丰富了纳兰词的创作，但纳兰性德年少就已经因才华而声名大噪。
像晏殊、纳兰性德之类的诗人，这个世界对他们的恶意相对来说比较小，他们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产生一些“郁愤之情”。晏殊表现的是一种“富贵闲愁”，一种对生活的感受，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类；纳兰词中也没有郁愤情绪，即便后来所写的悼念亡妻的词，里面的那种凄情也与郁愤之情相去甚远。
可见，“郁愤之情”并非是创作出优秀诗歌的“必要条件”。但是，生命中的那些坎坷体验却也的确成为不少诗人创作的动力以及原材料，郁愤之情对优秀作品的问世的确起到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许多优秀诗人的身世经历与创作也是符合穷而后工的刻板印象的。
总之，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穷而后工”这个命题不能说是正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却符合客观事实，反映了创作中存在的普遍道理。
而“穷而后工”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封建社会文人的艰难处境有关。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穷而后工”的“穷”，与“达”相对，这个“达”，就是官场得意。
所谓“学而优则仕”，在封建社会，做官俨然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但是这条路走起来往往非常艰辛，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明清之际的科举制度已经僵化腐朽，公平性得不到保障，很难筛选出真正有才华的人。这些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都有相关的反映与批判。
即便抛开知识分子晋升的公平性与科学性不谈，但凡需要筛选的环节，少不了有“漏网之鱼”。甚至可以说：这世间本就得意的人太少，而失意的人太多。
那么，像“穷而后工”之类的言论就是相当有市场的，因为失意的大多数往往相信这就是他们的心声。
再加上许多人的生活常态就是“不如意事常八九”的，因此“穷而后工”之类的言论也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
尽管诗“穷而后工”只是表象，不应该定性为事实。但是，这个观点实际中之所以是深入人心、广泛流传的，却也可以说是无数作者与读者在实践中的被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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