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出自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梅尧臣年少聪敏,文采过人,与苏舜钦齐名,时号“苏梅”,又与欧阳修并称“欧梅”。但是他仕运不好,直到五十岁才中进士,还是在欧阳修的推荐之下才进入国子监。终于当了官,六十岁左右就病故了。
从欧阳修的角度来看,梅尧臣的命运多舛。而这种不顺利,表现出来就是一种“穷”,这并不仅仅表示物质生活的贫困,更多地是指际遇不达、命运捉弄的状态。实际上梅尧臣虽然在仕途上很“穷”,但是在北宋诗坛算得上拔尖人物。
我们在说到北宋初诗文改革的人物,莫不推崇领袖欧阳修。实际上这是一群人的努力,包括范仲淹、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和欧阳修。这些人当中,以梅尧臣的理论和实践最高。他的诗主张写实,反对“西昆体”,作品力求平淡、含蓄,同时又整肃了初期因为反对“西昆体”而走偏,陷入佶屈聱牙、险怪崎岖的“太学体”,在两者中间走出独特的“宋调”,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而欧阳修因为掌握了科举工具,类似于今天高考作文的命题人,他大棒一挥,就从科举教育、遴选官员上直接把诗文之风给纠正了过来。而给他提供理论基础的就是他的这些朋友们,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欧阳修遴选出来的门生,都是符合诗文革新派主张的学子,包括三苏、曾巩等人,这些人都成为散文名家,与欧阳修同列“唐宋八大家”。
梅尧臣的“穷”,是不是他成为欧阳修眼中的大诗人的原因呢?在欧阳修眼中就是如此,因为“盖愈穷则愈工”。
为什么会“穷而后工”?欧阳修作出了分析:“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
这无非说明一个道理,一个大道理。
诗是情感波动的产物。
诗歌的灵魂是情感,在情感起伏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好诗。无论正面的情感,比如愉快、豪迈、喜爱,还是负面情感,比如痛苦、哀伤、忧愁,都能引发诗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