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负面情感更容易触发心情的激荡和亢奋。诗人命运不济之时，心中产生各种感情波动，波动越大，情绪越激烈，表达的*也就越强，创作自然就带上了更加能打动人的特质。而这种外物对内心的影响，就会反过来影响作品的情感投射。这里的“工”，并非指用词遣句的精巧，而是指情感的合拍和到位。
所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并不是写诗让人产生困窘，而是艰难的生活际遇让人的感情波动剧烈，从而创造出好的作品来。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和司马迁的“发愤而作”，以及韩愈的“不平则鸣”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越是发愤、越是不平、越是穷，作品就会越有情感表达的激烈冲突，从而就更加容易打动读者，让人产生情感共鸣。
这句话我们听得更多，每每读到战乱流离时期伟大诗人的作品的时候，心中不由自主就要把这句诗念一遍。其实从文化角度来说，这句诗的下半句更有文学理论意义。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就像我前几天有篇文章赏析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这就是典型的“赋到沧桑句便工”的代表。字词简单明白，可是背后隐藏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漂泊，涵盖了大唐最好的盛世和最混乱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短短二十八个字，流不尽的沧桑岁月，人心变故。
这两句诗出自清代诗人赵翼的《题元遗山集》：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
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赵翼是清代史学家、文人、诗人，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这首诗是他题元好问的诗。元好问是金末至大蒙古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我们最熟悉的自然是“问世间情为何物”了，这就出自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
元好问四十多岁的时候，金国灭亡，成为蒙古的俘虏，但是他拒绝出仕，专心学问，为保留金国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赵翼这首诗大概就是说这么一回事，赞扬元好问的高洁，同时创造了文学理论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意思是说元好问啊，虽然金国灭亡了对你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因此成就了你的史学和诗文，这在文学上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其实这两句话得分开看，“赋到沧桑句便工”是毫无疑问的，是文学作品成就的必然之路，而“国家不幸诗家幸”，那倒未必真正如此。
正如“穷而后工”所言，“国家不幸”实际上就是在物质和精神上将文艺创作者推入了“穷”的境遇，从而产生“工”的结果。实际上“国家不幸”，是催发了大量爱国情绪的爆发，从而引起诗人情绪波动，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但是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从诗歌史结合历史进程来看，“国家不幸”也未必会让人“赋到沧桑”。
因为有一种国家不幸，是一种沉沦。
出现齐梁体的南北朝，出现晚唐体的晚唐，出现江西诗派的北宋末年，出现四灵诗派、江湖诗派的南宋末年，文人世子大都出现一种末世情绪。这种情绪滥觞之后，在诗风的体现上要么就是及时行乐的艳诗、艳词的宴乐派，要么就是讲究避世的归隐派。末世情绪渲染下的诗歌作品都是颓唐的，柔弱的，华美的，空洞的，所以只要社会进入一个正常轨道，也就是下一个王朝的开始，这种颓靡或空隐的诗文之风就首当其冲地被批判、被抛弃。
如初唐陈子昂、初唐四杰对齐梁体诗风的纠偏，如范仲淹、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运动，这都是对在末世情绪下大行其道的靡丽、柔弱诗风的批判和革新。
产生这种末世情绪的“国家不幸”，从文化角度来看肯定不是“诗家幸”了。因为在末世诗人们的心情并不激荡，也没有什么波澜的缘故。没有情感的饱满和波澜，又如何在诗歌的创作中带入情感？所以这种时期的作品都是空洞浮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