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艺术创作，本来就被视为心灵的孤独之旅。
曹雪芹在家道中落后感受到人情冷暖，梵高在精神崩溃边缘画下了《星月夜》，而你在每一次失恋的时候，最像一个诗人或小说家。
伤心的经历、人生的低谷，更容易带来丰富的灵感，深厚的阅历，以及直击心灵的感悟。
“经济状况对创作的影响”一直是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
有不少人认为，艺术家只有在默默无闻、过苦日子的时候，创作才是最有灵气的。等他们功成名就了，沉溺于富贵温柔乡，反而变得懒惰、套路和敷衍，作品也变得自我重复，少了勇敢和真诚。
| 电影《日落大道》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没有物质保障，怎么去搞艺术呢？
大作家海明威的看法介于两者之间：钱不能来得太早，否则会难以拒绝诱惑；但如果已经确定以写作为一生志向，那还是要有稳定的经济保障。
如果钱来得很早，而你爱写作又爱享受生活，就会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来拒绝这些诱惑。一旦写作成了你最大的恶习，同时也带来最多的愉悦，那就只有死亡才能阻止它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保障帮助会很大，因为它免去了你的种种担忧。担忧能够毁灭写作的能力。健康状况的糟糕程度和担忧的多少成正比，而担忧会攻击你的潜意识，破坏你的储备。
海明威，《海明威：最后的访谈》
如今我们讨论“穷而后工”的问题时，会发现大众心理的两个有趣变化。
第一个是当代人对苦难的认知，曾经提倡“感谢苦难”“苦难是一笔财富”的我们，逐渐开始反思苦难教育。苦难可以磨练一些人，但同时可能能毁掉更多的人。创作道路上受到的冷落、孤独和穷困，或许是不少炽烈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也是彻底浇灭理想的一盆冷水。
相反，优渥的生活，幸福和温暖的环境下，反而能让创作更加开阔、自信；能够不考虑这么多现实问题而自由发挥和大胆尝试。
第二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变化，就是大众对文艺作品的认知。纯文学和纯艺术时代悄然逝去，相比起严肃和痛苦，更容易被接受的是轻松和愉悦。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已经不会被严肃的东西打动了，但一些关键性的人生命题，大多已经收敛起了冒犯和刺痛的外表，用一种“无痛”形式被包裹，才能触及生命的某些真相。
最终获得成功的创作者，往往选择用调侃或释然的语气忆苦思甜，消解了自己“苦难幸存者”身份背后的惊心动魄和九死一生。
看到这里，大家还认为“穷而后工”是艺术创作的“真理”吗？《思想与文学》一书，回归到这个词最初的内涵，以及历史上引起的种种争议。
01
“诗穷而后工”说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得很远。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名句可谓是无人不知、甚至无人不会背诵：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所以反复发为此论，无疑主要是缘于遭遇李陵之祸、“身毁不用”的严酷现实。所谓发愤著书，是因为不得志，故抒其愤懑，“思垂空文以自见”，即著书以见其志。
不过，这里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的思想基础，显然是儒家的“三不朽”观念。既然不能立德、立功，退而求其次，立言才成为其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发愤与著书之内容的关系，少有涉及。
唐代诗人韩愈在为裴均、杨凭所作的《荆潭唱和诗序》中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
这里固然有受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影响的因素，但韩愈却选择了一个有趣的角度，他更多地强调了著书的内容，即“易好”的是“穷苦之言”，而非“欢愉之辞”。
不过，之所以“穷苦之言易好”，似乎并非因为发愤，而主要是“韦布里闾憔悴”之士往往能够“专一”于创作的缘故。
这其实很好理解，有钱人的选择更多、诱惑也多，乱花渐欲迷人眼；又怎么能沉下心来把自己困在书斋里、局限于笔墨文字之间呢？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确提出“诗穷而后工”说的，是欧阳修。其《梅圣俞诗集序》曰：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在《梅圣俞墓志铭序》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