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有一个“外卖老哥”，叫王计兵。
俞敏洪：到我们这来了，他出了一本诗集，我觉得“外卖老哥”能够边送外卖边写诗，挺不容易的，所以我看到他出版的诗集后，就主动找人联系了他，一起聊了一个晚上。我主要是想让更多人知道，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其实也会有闪光，而这个闪光本身会使你的人生变得更加有意思，也变得更加有意义。比如王计兵，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外卖老哥，但他在送外卖的同时，在辛苦中发现了诗意，他在马路上看到一片树叶飘落，看到一个行人走过，尽管他写诗的时候并不真正觉得我这个诗能出版，因为他写了四五千首诗，出版的也就是一二百首，但他写诗这件事拯救了他自己，把自己从枯燥的、难以忍受的外卖痛苦之中拯救出来了，因为他送外卖的时候也常常会被客户训斥，因为送晚了。
杨澜：是的，其实有很多职业所面对的负面情绪是比较多的，比如外卖小哥、老哥，他们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不讲理的客户或者会遭受不公平的对待。还有销售员和卖保险的，我后来有机会去了解了他们的工作状态，他们出去跟别人说一百次，起码有九十次被拒绝，甚至有时候是被非常不礼貌、甚至是羞辱的拒绝，他们也需要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
俞敏洪：前面你说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如何换个角度看待你现在不能摆脱的工作状态，比如我不喜欢公关、应酬、吃饭，因为这种公关性的吃饭喝酒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但你刚才提到塞利格曼跟那个女学生的故事时候，我就在想，我其实也是这样，我后来发现，如果把这种公关性的吃饭当作一个能够找到难得的好朋友的场所，或许也不错。实际上我后来理了一下，成年以后、做新东方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一些特别好的朋友，有一半以上是在饭桌上认识的，而且就是在公关饭桌上认识的，这样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多么难以忍受了。
这有点像西西弗的故事，石头被推上去又滚下来，如此反复，他很痛苦，但他后来改变了一个心态，他推过了春夏秋冬，推过了一年四季，推过了美好的云彩和星光的闪烁，于是石头本身能不能被推到山顶已经不是他的追求了，因为推石头这件事情尽管是枯燥的，但对西西弗来说，推石头过程中看到的风景是美丽的。
杨澜：无庸讳言，我们也并不是觉得每个人都能从日常艰苦的工作中一定要发现诗意，比如我身边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说，澜姐，我现在大学毕业了，我必须要独立，不能再靠我父母了，现在这个工作就是我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唯一的办法，虽然我并不是那么热爱这个工作，但我现在也只能这么干。我就跟她说，对啊，这就是它给你带来的价值，它让你能够自立于这个世界，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所以，你从中的确可以发现它给你带来的一些力量和希望，当然，等你有一定的宽裕度以后，还是可以去寻找你更热爱、更擅长的工作，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你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不给父母添麻烦，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俞敏洪：当然，这件事本身你不喜欢，但它具备另外一种意义。但如果这件事对你来说已经到了无比讨厌，而且觉得这种讨厌不可更改的时候，就一定要改变，否则会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还有，当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到了无比讨厌的程度时，那就要远离。
杨澜：没错，是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的，我们也要为自己选择一个更适于生存的环境。
俞敏洪：是的，所以“山不来就我，我就去就山”。幸福本身不会主动来找你，只有你去找幸福，才能离幸福更近。如何锻炼自己寻找幸福的能力，“幸福力六边形”已经非常完备了，因为这不是杨澜个人自说自话的观点，她也阅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进而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这个六边形其实把一个人追求幸福的能力都包含进去了。
杨澜：对，相对具有一些普遍性。我们在书后面附了一个小手册，你可以记下每天让你感到小确幸的三五件事，比如今天我喝了一杯温度刚刚好的咖啡，比如我前两天正好在主办一个论坛，累得我嗓子都快没声了，但我在机场喝了一碗那么好喝的清汤牛肉面，还来了一个肉夹馍，我就觉得特别棒。这种生活的小确幸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要感受它，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HEAL”的概念，就是治愈这个词，它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h是have，你要体验、拥有这个美好的时刻；e是enrich，用我的想象力和记忆力把它再丰富一点； a是absorb，很深地去记忆它，吸收进去；l是link，当你将来遇到一些不愉快的时候，你可以把你愉快的经历和这个不愉快的经历链接一下。
原来有一部电影叫《音乐之声》，家庭教师在一个雷暴的雨天跟这些小孩说，雨水就是小猫的胡须、玫瑰上的露珠，所以，当我们遭遇一些不快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这些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平时要把这些小确幸留下来，关键的时候，它们会出来拯救我们。
俞敏洪：我来讲一件我自己寻找乐趣的事情，可能也能借鉴一下。一件小事情是我去国外开一个会，到了晚上以后，就只有自助餐，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我也不可能到外面去吃，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这个晚上，我要把自助餐吃成一顿大餐。我找了一个角落里的小桌子，让服务员给我点上一支蜡烛，然后我自己给自己当服务员，我按照西餐的规矩，先给自己上沙拉，吃完以后，我再给自己上汤，再给自己上主食，而且我主食还要上三道，因为你正式去西餐厅吃的话，只能点一道主食。最后我再给自己上了甜点，结束之后，为了表示这种仪式感，我还给服务员留了几美元的小费，虽然服务员根本就没有给我服务。
杨澜：其实这是你的一个游戏，你自己在头脑中玩了一个游戏。
俞敏洪：我自己跟自己玩了一个游戏，但这给我带来了一个比较愉快的夜晚，否则在那样一个地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吃个自助餐就睡觉了。
杨澜：所以，积累这些美好的体验，是我们抵御日后一些艰难时刻很好的武器和法宝。我也曾经给大家推荐过，比如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如果你是给孩子买了一件礼物，即使这个礼物可能很贵重，但孩子玩一会儿就没兴趣了，与其用钱买一个固定的礼物，倒不如用钱带孩子去做一个体验，比如跟孩子一起去旅行，或者一起做了一个什么游戏，或者去参观了一个他很感兴趣的展览，或者是一起看一个电影，这种体验型的消费往往能够留下美好的感受，而且这些感受会留存很久。
俞敏洪：一旦人产生了自己动手的感觉，幸福度会增加。比如我们现在做文旅，我们的文旅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让大家参与当地非遗产品的制作、美食的制作、绘画刺绣的制作等等，参加文旅团的人如果去体验了，他们的快乐感和幸福感会迅速增加。
杨澜：前段时间，我们基金会在阿诗玛的故乡云南石林做了一个活动。阿诗玛长诗的传颂是一个非遗的项目，是一个长篇叙事诗，又要唱又要朗诵，有点像藏族的格萨尔王。我们的戏剧艺术家就和当地的师生一起做了一个戏剧《阿诗玛》，但是让孩子们自己写台词，比如你在哪儿能见到阿诗玛，孩子就写，我在这棵小草上看到了阿诗玛，我在这块石头里看到了阿诗玛，我在这朵花里看到了阿诗玛，孩子们写得特别有诗意，说阿诗玛就是我的奶奶，阿诗玛就是我的妈妈，阿诗玛就是我的姐妹，我就是阿诗玛。孩子们写得特别好，后来这个戏剧公演的时候，80多岁的非遗传承人唱着，孩子们说着他们自己写的台词，而且孩子们超级自豪，这是我写的台词。我觉得这种参与感特别棒。
俞敏洪：这里也对我们的家长提个醒，不要什么事情都帮孩子做了，只让孩子学习，而是要让孩子参与一些家务，比如整理自己的房间、书柜等等。有的家长甚至连鞋带都要给孩子系，孩子大了，连鞋带怎么系都不知道，那就剥夺了孩子的参与感和成长机会。所以你说的参与感，让孩子从小就有参与感，对他的成长非常有好处。
俞敏洪：我读到过一篇文字，说跟周围人际关系的好坏决定了你幸福的高低。人际关系其实在幸福中占据了特别核心的位置，如果你跟朋友关系好，跟家人关系好，甚至你跟不认识的陌生人都能搞好关系，你就会相对更快乐一些。
杨澜：对，我在《幸福力》里也写到，去维护和呵护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是一个人幸福最重要的来源，无论这种关系是亲密关系、亲子关系，还是闺蜜关系、同事之间、社区之间的关系。人生活在情感当中，我们大部分的苦恼来自于情感的苦恼，不被理解、委屈、误解等等，但我们大多数的快乐也和别人跟我们的共情有关。
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70年的调查，他们采访跟踪了包括总统、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内的几百个人，后来发现，他们的职业、收入、社会地位都有很大的不同，但跟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最相关的因素是情感关系，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稳定、比较友善友好的，而且能相互滋养和支持的，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就会很高。这里面主观幸福感最高的是一位高中老师，这位老师很爱自己的教学工作，她和自己的孩子、同事、家人、邻居都相处得很好，所以她并不是里面收入最高的人，但她是主观满意度最高的一个人。
俞敏洪：这很正常，如果一个人跟周围的人际关系非常和谐，并且还能从这种人际关系中体会到快乐，一般来说他的幸福感不会太差。
杨澜：对，这是正相关的。
俞敏洪：我做新东方这么辛苦，做了这么多年，我之所以还愿意做下去，其中一个最核心的原因不是因为新东方有多少成就，而是我跟新东方人的人际关系非常好。我跟新东方这些人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出去玩，都能够做到互相之间非常开心。
杨澜：而且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很愿意跟你相处。
俞敏洪：不是故意装出来的，自然而然就这样了。所以，我非常庆幸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因为在一个村庄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跟所有人的关系都要搞得非常好才行，所以小时候跟小朋友在一起打打闹闹的，就玩出了这样的人际关系能力。
杨澜：没错，其实对现代人来说之所以不开心成为一种流行病，也跟我们现在的人际关系相关。比如你背井离乡、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和认知程度都不太一样，这时候失联或者孤独的感觉，或者说是疏离、觉得自己不受关注、不被在乎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
俞敏洪：那你觉得，人应该做哪几件事情，能够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好？
杨澜：这我也没法说，我不是人生导师，每个人的状况各有不同，但我自己感觉，我来自于一个非常紧密的家庭，我父母今年已经结婚60年了，他们就我这么一个独生女，我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爱、情感非常紧密的家庭。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是一个情感关系比较紧密的家庭，比如在我先生面前，我可以抱怨，可以说自己遇到的各种事情，以及各种不好的情绪，我可以向他倾诉。
俞敏洪：你跟吴征吵架吗？
杨澜：我们也吵啊，但我觉得正常的夫妻不就是这样吗？吵架也是沟通的一种方式，只要你们知道能如何解决你们的冲突，吵架就不是一件坏事。但我想说，在你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你能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我很庆幸我有这样一个家庭。我也跟我的孩子们说，你遇到什么难的事，做错了什么事，你都可以来跟妈妈说。
俞敏洪：你孩子谈恋爱跟你说吗？
杨澜：我孩子谈恋爱都跟我说，让我帮他们出主意，应该怎么写情书，或者怎么买礼物，他们都来找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成就感，他们信任我，所以，家庭关系真的非常重要。当然，周边的人际关系也很重要，如果说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原则，我在《给孩子的幸福行囊》这一篇中也写了，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健康的依恋关系，而不是一个完全依赖的关系。无论是两个恋爱的人，还是你跟你的孩子，都不是一个人完全依赖另一个人，是一种健康的依恋关系，这是有边界的，这点很重要。还有一点，你得能够接纳对方的缺点和脆弱，如果你总是对对方很苛刻，有很高的要求，对方在你面前不能放松，你们之间的感情一般也不会特别深厚。
俞敏洪：关系其实是分层的，最核心层就是跟家人的关系，比如跟自己孩子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跟父母的关系，这就是亲情关系。我觉得如果连亲情关系都搞不好，其他关系也很难弄好。
杨澜：但不得不说，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是从小原生家庭给他带来了不少的伤害，但其实是可以走出来的。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惯性思维，觉得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如此痛苦的记忆，所以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幸福，其实这种结论是不对的，你是可以走出来的。
俞敏洪：不管你原来在原生家庭多么的受伤害，你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作为一个需要继续获得幸福的人，你要学会放下那些伤害，然后和解，最后再建立新的亲密关系。
杨澜：在心理学中，假如你的确受到了真实的伤害，你不一定要原谅他，但你要自己明白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你要放过自己，你可以不原谅，如果当原生家庭的确做出了非常不应该的事情，你不需要原谅他，但你要放过自己。
俞敏洪：我觉得跟朋友的关系比较简单，不能说赤胆忠心，但朋友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会变得特别重要。你如果把自己看成一个主动的人，你可以先主动对朋友更好一点。
杨澜：对，我发现这就是年纪变大的好处。女性特别容易有年龄焦虑，我20多岁的时候也有年龄焦虑，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虚得大名，但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和真才实学，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焦虑。等到我现在50多岁了，我反而对年龄不焦虑了，因为岁月给我带来了很多好朋友，你真的需要这十年、二十年，这些友谊经历了这样的时间考验，才会变成财富。我觉得很骄傲，一说哪个老朋友，就说我们都是二十年、三十年的朋友了，这就是人生的财富。
俞敏洪：我觉得人际关系着重有两点：第一，你要有善于奉献的精神，对周围认识的人，不管是朋友也好、家庭成员也好，包括员工和你的合作者，你首先要善于奉献，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其他东西，做到对别人真诚，对别人好。第二，要远离渣人，远离小人。
杨澜：你说的太对了，但有时候不是你想远离就能远离的，肯定还是会遇到小人的。
俞敏洪：遇到以后怎么样远离，就是人的智慧了。
杨澜：真挺难的，所以都会受过伤，但最后我发现，你并不是为了他们而活，这时候反倒就释怀了。同样，我觉得你不需要去原谅那些做了坏事的人，你不需要去原谅他，但你要放过自己，你的人生不是为他们活着的，所以不要被他们控制。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你肯定会有消极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你躺平一会儿，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不要被它控制了你的人生，你的人生还有其他可能性。
俞敏洪：就是我刚才说的，远离想要控制你的人，并且控制让你不愉快的人。很多人是控制型人格，他要不控制别人就很难受，主管控制员工，父母控制孩子，老师控制学生，这样的事情常常会发生。
杨澜：有的时候会以“为你好”的名义，或者爱的名义。
俞敏洪：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发现夫妻之间如果想要控制，而不是互相之间的平等相待和爱情，这种有毒的关系，如果你不能改变，就要离开，这就是我说的远离渣人。
俞敏洪：一个人在一生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挫折、困难，那他该怎么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幸福呢？
杨澜：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我们的主观幸福感可能有50%左右跟基因有关，10%左右跟我们的遭遇和环境有关，但还有40%来自于我们的选择。我们决定如何解释这件事，我们决定怎么反应，这造成了我们40%的人生主观性，所以我们还是有选择的。
俞敏洪：幸福不一定是必然客观的，其实跟我们内心对于某件事情的感受是有关系的。
杨澜：幸福是一个相当主观且相当个人化的事情，很难用你的幸福跟我的幸福相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