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什么作为创作《史记》的参照？曾经师从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孔子所著的《春秋》自然便成了司马迁的创作典范。
孔子为何作《春秋》？董仲舒告诉他：“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在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孔子只好退而著书，“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静下心来，收集各种资料，决定写《春秋》，以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使国家政事能够通达。
《春秋》是怎样的一本书籍？司马迁做出了高度的概括：“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这是由孔子所处的地位和高度所决定的，无疑，《春秋》的高度就是孔子的高度。因而，编写历史，就要站在这样的高度去落笔。
司马迁还进一步对《春秋》的意义做具体阐释。他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能够明辨是非，因而具有教化作用，是一部指导如何管理百姓的典籍；“《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阐明社会正义，因而，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春秋》的作用就更大。
继而，司马迁指出了阅读《春秋》的重要性。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首先要熟读《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一国之君，如果要明辨进谗者和盗国者，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其次，作为国家大臣，也要了解《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处理事情如何才叫合适，遇到不虞事件如何权变，身为国家大臣，只有明了《春秋》才能找到答案。再者，无论是为君为父，还是为臣为子，必须通晓《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如果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如果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害君父而被诛*，得一个死有余辜的名声。
不仅如此，《春秋》还承担着宣传周礼和教化民众的作用。“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春秋》同时也是一部关于礼的宣传书。司马迁指出，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正是如此，更需要传播《春秋》，使人们通过了解《春秋》，得到教化，成为礼义的自觉践行者。
司马迁用巨大篇幅阐释《春秋》，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只有理解和坚守《春秋》的宗旨，才能把《史记》写好，甚至超越前人。正是秉持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精神，司马迁便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史记》的写作。
正当司马迁有条不紊地进行《史记》的创作之际，巨大的灾难横加于他。“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因为“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关进了监狱。最后被判了腐刑，身心遭到了沉重打击。一死了之，还是忍辱偷生？司马迁面对着两难选择。他想起了父亲，自己非但没有给他带来荣光，反而是无尽的耻辱。他悲叹道：“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惨痛，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令人心悲，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这件事更丑恶，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
每每念及这些，司马迁便追悔莫及：“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祸从口出，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玷污了祖宗，他觉得自己没有颜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这种耻辱感和羞愧感在肠子里每日多次回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像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一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直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
就在万般痛苦和彷徨之中，司马迁想起了文王、孔子等历史人物。“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古往今来，许多人尽管生前享尽荣华富贵，可死后却寂寂无闻。只有那些卓尔不凡、不为世俗所拘的人才能见称于后世。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写成了《周易》；仲尼一生困顿不得志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写成了《离*》；左丘眼睛失明，就有《国语》传世；孙子受了膑刑，就编著了兵法书；吕不韦被流放到蜀地，《吕览》才流传于世；韩非被囚于秦，有《说难》《孤愤》传世。这些人物，没有一个不经历挫折，都是在困境中崛起，发奋著述。这正应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为什么困而著书呢？“《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什么有《诗》三百篇，司马迁认为，这都是因为圣人贤者借此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要么在思想上有解不开的苦闷，要么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追述往事，希望将来的人了解他们的抱负。至于左丘眼睛失明，孙子受膑刑，终归不被当权者重用，他们就不再抛头露面，而是退而论述自己的见解，著书立说，抒发他们的愤懑之情，想着让自己的著作传留后世，以显示自己的理想志趣。
直面所遭受的耻辱，司马迁又联想到历史上许多命运和遭遇相同的人，以此安慰自己。“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回想文王、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窦婴、季布、灌夫等，这些人的身分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引决自裁。在社会上，古今都一样，哪里有不受辱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