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定武（黄山学院教授）
戴震（1724—1777）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思想家。他秉持“国之本莫重于民”（《送巡抚毕公归西安序》）的认识，始终不忘解民之蔽、为民富民，尤其呼吁统治者应当“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在清代中期，戴震深刻的民生理念尤为难能可贵。
努力解蔽为民生
戴震出生于徽州休宁隆阜的一介小布商家庭，家境虽然贫寒，父亲戴弁却能热心公益。因为家贫，戴震只能入读义塾，十八岁又不得不随父行商东南赣、闽之地，尔后数十年，为了生计更是南北奔波。正是这种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使戴震不但习知民生疾苦，而且由衷地关注民瘼。
戴震的民生理念首先体现为努力为民启智解蔽。戴震自叙“自十七岁有志闻道”，闻道的目的，则在于究明“古今治乱之源”（《与段玉裁札》），探索真正合于百姓人伦日用的义理。本此，戴震在刻苦自学和转益多师中不断增长学识、历练思想，在努力去己之蔽的同时，也不断解人之蔽。戴震认为：“自非圣人，鲜能无蔽。”凡人皆有蔽，只是深浅不同而已。解蔽的途径，唯有学习：“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在学习中努力做到“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答郑丈用牧书》）。不但要不为他人似是而非的错误所迷惑，而且要不断地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前者已属不易，后者则更可贵。这正是戴震严谨求是精神的最好体现。
传统的中国最缺乏为民解蔽之人。戴震自幼志在闻道，且“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洪榜《戴先生行状》）。在他看来，富民的前提必在解民之蔽；解蔽之道，又唯有加强教育、不断学习。戴震甚至认为：“虽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几与物等者，亦究异于物，无不可移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即便下愚之人，只要不断学习，智慧日充，也能“虽愚必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圣训的勇敢超越。
在戴震看来，教育的目的不但在于启智，更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戴震反对理欲二分，强调理欲合一，认为合理的*即是天理，而*也需要节制。节制*，则需要明德修身。如同形体长大离不开饮食一样，德行的完善则依赖于学问。不断进学修德，则使“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考察戴震的教育观，有两点最可注意：一是认为凡民众均可以而且必须通过教育得以启智解蔽，二是视明德修身与日用饮食一样，为“民赖以生”的内在之需，将德育置于尤为重要的位置。在这种高度重视通过教育以提高心智修养的教育观中，鲜明体现了对民生的关切。
修志以经世利民
志在闻道的戴震，治学以文字考据为基点，广泛关注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数理历算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内容。在修纂《直隶河渠书》和《汾州府志》等地志著作中，更渗透了戴震经世利民的民生理念。
乾隆三十三年（1768），戴震应直隶总督之邀，参与修纂《直隶河渠书》。戴震充分利用相关成果和自身对水地的深入研究，在学者赵一清等纂修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使《直隶河渠书》成为内容更加准确有序，也更便于水利和民生的有用之书。
自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1769—1771），戴震应山西布政使朱珪邀请，在山西先后编纂了《汾州府志》《寿阳县志》等多部方志。在《汾州府志》等修纂中，突出体现了戴震严谨求是精神和务求切于民用的原则。戴震摒弃荒诞不经和不切实际、徒求形式的内容，调整体例，使布局务求合理。编纂过程中，特重“古今因革，山川形势，政之体要，民之利病”，以使“志中之事，地事观事存焉，求其切民用，达治道也”（《汾州府志序》）。在《寿阳县志序》中，戴震又声言：“一州一县咸各有志，俾沿革山川见历代史者，于此可稽。因以近察政之体要，民之利病，故非通古今，明吏治，则撰次概不足观。”可见戴震在修志中，始终将考察“民之利病”放在极重要的位置。戴震绝非将方志视为仅具史料意义的地方史乘，而是将其视为经世济民的用世之书，更将修志视为关乎国计、利于民生的要事。这种可贵的修志理论中，体现了戴震重要的民生理念。
体情遂欲著《疏证》
戴震先后著有《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等哲学著作，而以《疏证》最为重要，也最能突显戴震“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民生理念。戴震自称：“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与段玉裁札》）《疏证》显示了戴震对民众生养之道的深刻体认和对民众合理*的热切关注。他认为，天理、人欲绝非对立，合理的人欲即是天理，统治者必须“体民之情、遂民之欲”。
在戴震看来，仁者应该能够推己及人、以情絜情，遵行平恕之道，具有生生之德：“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然而，“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就是戴震深刻揭露的“后儒以理*人”（《与某书》）。这种满口“天理”而无视民生疾苦之辈的最可怕之处，无疑在于“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辩，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与某书》）。“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看似只是不自知的无意之过，实则是对民生的冷漠无情、麻木不仁，是深受“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毒害而习非成是的表现。所以戴震强调：“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与段玉裁札》）因此，不仅普通民众需要解蔽，知识阶层同样需要解蔽。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字义疏证》不仅是戴震民生理念的结晶，也是其忧患精神的结晶。
戴震一生，“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楚图南题戴震纪念馆语），坎坷困顿之中，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严酷的专制之下，毅然为民解蔽、维护民生。这无疑是真正的学者、知识精英应该具有的思想情怀。
约一百年前，梁启超等学人高度推崇戴震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思想“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戴震的民生理念承续先儒，更融入自身的深刻思考，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戴震的民生理念是其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闪光因子。发掘戴震民生理念的丰富内涵，可以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彰显了文化自信。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14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