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是时代的史诗，是整个历史时代的复活，是对民族意志与国家征战的追怀，有无数的人物和热情在书中跃动。那些对每个人的性格和生命力的描述，是任何人不能企及的。
1873年托尔斯泰开始写《安娜小史》。写作的过程中，他的三个孩子夭殇，两位姑姑和义母相继去世，妻子生病，这些悲痛的事使他的心变得阴沉黯淡，致使作品后期也有了惨淡和热情幻灭的感觉。
1877年，《安娜小史》完成，这本书讽刺并批评了当时的俄国社会，成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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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小史》完成之后，托尔斯泰开始厌倦生活，厌弃自己。他认为自己的归宿还是在民众身上，民众因信仰而理智，于是他和民众混在一起，以使自己的生命和信仰也能保持一致。
在《教义神学批判》（1879年——1881年）中，他把神学看做“无理的，且是有意识的，有作用的谎言。”在《四福音书一致论》（1881年——1883年）中，他把福音书与神学对抗。终于，他在福音书中建立了自己的信仰——《我的信仰的基础》（1883年），在书中，他说“我相信基督的教义，我相信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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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托尔斯泰在参加一个调查人口的活动时，看到了当时民众凄惨的现状。他的博爱，致使他认为民众的痛苦和堕落该由他负责，这使他良心不安。此时，《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运而生。
他把莫斯科的惨状参照他看到的民众的情况描写出来，他认为那些人受着城市的毒害，他一步步追溯根源——从富人到不劳而获的生活欲，再到国家和教会。
《我们应该做什么》完成之后，托尔斯泰便脱离宗教和其他一切党派，开始了二十年的苦斗，与那些罪恶和谎言对抗。周围的人因此而排斥和蔑视他，他感到非常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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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见过莫斯科惨状后，一直很痛苦，他认为科学和艺术是造成现代一切社会不平等与伪善的共犯。权利阶级所享受的现代艺术，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揭发出来——他用严厉的词语，揭发它的可笑、虚伪和堕落，宣扬“艺术应当铲除强暴”、“让爱来统治一切。”的思想观念。
托尔斯泰的思想，让一切阶级一切民族的人都联合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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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理论只有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才有价值。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理论与创作永远是相连的，在他以爱来团结人类对抗仇敌时，他写成了《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年）、《民间故事与童话》（1881——1886年）、《黑暗的力量》（1886年）、《克勒策奏鸣曲》（1889年）和《主与仆》（1895年）等著作，书中皆表达了他的爱与仇恨。1899年，他完成了此时的巅峰之作——《复活》。
这些作品的写作风格和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语言更形象更有韵味，他把对民众的爱用通俗的语言写进作品里，让民众更容易理解。
《复活》可以说是托尔斯泰艺术生涯上的一个遗嘱，它影射着他的暮年，就像《战争与和平》影射着他的中年一样。七十岁的托尔斯泰，站在高处，注视着世界和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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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俄国大革命的希望消散后，期待中的光明并没有到来，从前的各种苛政暴行丝毫没有改变，人民陷入更悲惨的水深火热之中。1906年，托尔斯泰对俄国斯拉夫民族所负的历史使命起了怀疑，并开始寻找别的民族来拯救民众。
他曾在自己的村庄里看到役吏抢夺穷人的牛羊锅釜，他看到那些官僚贩酒牟利、教人屠*、判罚流刑——下狱、苦役或绞死。
他一生都在期待爱的世界的来临，而在面对上述那些可怕的景象时，他又不得不闭上眼睛，满心惶惑，这是多么悲苦的感觉。
他在家人面前说起他的思想时，家人大多不理解，这使他的精神处于孤立状态，他为这种思想上的距离而苦恼。后来，在备受信徒们的抨击中、在良心的不安中，他逃离了家，路途中他在一个小城病倒。1910年11月20日清晨，托尔斯泰去世。
托尔斯泰以82年的生命作为战场的战斗，终于结束了，他解脱了。
结束
托尔斯泰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卓越的技巧、有力的笔触，创作了世界文学史上一流的文学作品，被世人敬仰。
他的思想充满矛盾：清醒与软弱、奋斗与踟蹰、呐喊与苦闷。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映照。
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孤独的，亦是光芒四射的！
至此，罗曼·罗兰著作的《名人传》三部曲：《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的精华部分已经全部拆解完毕，他们一生都在经历磨难，在磨难中进行战斗，在战斗中创造出旷世之作。
这三位巨人的伟大是有目共睹的，这伟大不仅在于他们的作品，更在于他们善的本性、对待苦难的不屈服，以及在面对、接纳并挑战那些苦难后成就自己的精神！
正如人类文明的创造者普罗米修斯所说——
“哦，人啊，你当自助！”
所以，当我们在命运的河流里遇到苦难的时候，请想想三位巨人是如何面对困苦并战胜困苦的，并对自己说：
你，是自己的摆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