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而后行”为什么不好？
邵磊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开设“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并邀请84岁高龄的钱穆担任首届主讲。讲座期间，钱先生列举了7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论语》居首位。不夸张地说，钱穆先生的这份书单，有其一生博求返约的问学之功的凝聚，而其特别意义又在于肯认了《论语》作为中国人第一书的地位。括而言之，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精神观念、生活方式、话语习惯等都深受《论语》的影响和塑造。《论语》的一些篇章，如“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三思而后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流传之广，几于人人耳熟能详。
与此同时，所谓“熟知非真知”，《论语》流行篇章遭误读误用的事例也颇为醒目，甚至不乏以讹传讹，流传愈广、误解愈重的情形。谨试举两例，以见一斑。
如《为政篇》第二十四章“见义不为，无勇也”，原意在于指斥面对正当合义之事而无所作为者，乃不勇于行义进德之人，依此，则个人不积极修身为学也可归入见义不为的范围；相较之下，自此语转出的日常语言里的“见义勇为”一词，含义明显狭窄许多。
又如《公冶长》篇第二十章的“三思而后行”，习惯上通常将其作为褒义语，用来表示对某某为人谨慎、做事稳妥的赞扬。这种用法如此习见，人以为常，殊不知，《论语》原文隐含着批评的意味。
尽管误读的具体缘由有不同，概言之，皆由听者、读者不曾真正虚心着实读原书而起。因此，为了如实把握“三思而后行”的完整内涵，让我们首先回到经典本文：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鲁国大夫，季孙氏，名行父，谥文。根据《左传》记载，他去世于鲁襄公五年（前568年），算生活在孔子前一世代的人。文子在世时有贤名，和他同时代的晋国人范文子就曾称赞他说：“季孙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左传·成公十六年》）高居相位多年，家人不穿帛，家畜不食粮，即使在古代，季文子节俭、廉洁的品格也实属难得。
不过，文子之所以赢得“三思而后行”的声名，却由于另一件事。鲁文公六年（前621年）秋，他受君命出使，朝聘于晋国。朝聘属古人“吉、凶、军、宾、嘉”五礼中的宾礼，乃诸侯朝觐天子之礼。彼时晋国由襄公主政，为诸侯霸主，而鲁国国势已衰，故定期朝觐亦属情势的不得不然。稍不寻常的是，出发前，季文子大概听到襄公生病的消息，于是甘冒不韪地在行装里备上了丧礼所需之物（“求遭丧之礼以行”）。随行者感到奇怪，文子遂解释说：“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大意是说，凡事有备无患，当出国朝聘之际，临时措办礼品又很困难，设若襄公突然辞世，则无以为礼（丧礼和宾礼所用礼物不同），所以做两手准备没什么坏处。最后果如其所料，使臣未入境，襄公便已病死。仅此一事，就不难看出季文子做事周全。后来杜预为《左传》作注，也直接以此事为例证，引《论语》总结道“所谓文子三思”。如此，“三思而后行”的确可视作季文子一生处事少差池的得力处，故多年以后，仍有人以“三思”为其德行，向孔子当面称颂之。
虽然季文子其人其事众口交誉，孔子也一定要独立审察。这次，他对季文子的行事风格，只用了四个字表达看法：“再，斯可矣”。
“再”，再次，两次之意。较之“三思”，“再思”明显少了一次。“可”，多用于对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间状态的有限认可，如《论语》总章十五，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因此，“再，斯可矣”翻译成白话就是“再思也就可以了”（“三思思得太多了”）。如果“再思”才属于中间状态，则“三思”竟然属于最低层次的做法。孔子用“再，斯可矣”表达的便是对“三思而后行”极大地不认可。看到这里，今天的读者或许会感到意外。实际上，对这一点，《论语》历代的重要解释者都无异议。
比如东汉末年的大儒郑康成解释这句话时说：
“文子忠而有贤行，其举事寡过，不必及三思。”（见何晏《论语集解》）
体会郑氏之意，大概是说，季文子作为一位既有德性又有政治能力的贤人，判断事情，不用反复考虑即能合宜；而且听政贵刚断果决，多思不免瞻前顾后，犹豫失决，最终耽误事情。因此，“三思”属于“优柔寡断”，无论作为政治品格抑或个人性格，皆属缺陷，对于成德和理政不无害处。按照郑氏的理解，“再，斯可矣”向人们指出，用“三思而后行”评价季文子说低了，文子的谨细不过是“再思”的结果。“可”在这里是“停止”“完结”的意思。
到了北宋年间，理学家将“三思而后行”为什么不好说得更透彻。二程说：
“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有思则为善矣。然至于再则已审，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转引自朱子《论语集注》）
“有思则为善”是延续孟子的思想，简单地说，善非外在于人的物事，恶人为恶缘于对自身行事缺乏反省（“不思”），一旦能够有所反省（“一思”），则为善的通道便已经敞开，就好比恻隐之心一旦发动，只要不被遏止，一定会演进成善行。从孟子的角度看，在道德问题上，思与行有紧密的相关性，道德行为之所以没有发生，要么是因为“未尝知有思”，要么是因为原初的思想被其他东西扰乱。不过，对一般人而言，善端发动后，还有行动恰当不恰当、合宜不合宜的问题，“再思”的必要性就在于有机会纠正过来，这样可以说已经很慎重了。假如又要三思，则“所思”离“一思即得”的原初善心动念处已愈来愈远，且“思”本属人、物照面之际的当机触发，思虑过多无异于将心思从情境里抽离出来。这个时候，个人的私心就很容易掺杂进来，让本来分明的善恶是非让位于功利性的利害评估，让公义让位于私欲。
当季文子“求遭丧之礼以行”时，他对宾礼和丧礼内在要求的不同情感很漠然，对他而言，礼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仪节，一种装饰性的东西；真正重要的是国家利益——不得罪强国，不失去体面——至于礼的纯洁性是否得到保证则无关紧要。不难发现，在“三思”后才发生的行动里，所谓“真性情”和道德意义往往都已经十分寡淡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古代儒者对“三思而后行”共同抱有疑虑，原因主要在于多思既可能令知行打成两截，从而使人由于不断迟滞而愈渐丧失一种果决的道德行动力，也可能造成在道德判断里渗透进功利考量，从而损害道德原则的崇高性和道德行为的纯粹性。那些依然抱持“三思乃美行”（刘宝楠语）看法的人，实在有必要反思一下，看自己是否已陷入前述窠臼。
（来源：中国艺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