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交近攻”的计策，就是上上策的典型例子。战国末期，七雄争霸。秦国经过商鞅的改革变法之后，实力最为强大。秦国的君王意在统一中国，称霸中原。公元前270年，秦昭襄王准备挥兵攻打齐国的时候，谋士范雎向秦王献出一招“远交近攻”的计策，阻止秦国攻打齐国。
范雎对秦王说：“齐国势力强大，而且距离秦国较远。咱们攻打齐国的时候，势必要经过韩、魏两国。在行军途中，军队派少了的话，在经过两国消耗的情况下，面对齐国很难取胜。如果带的士兵多的话，即使打胜了也无法立即占有齐国的土地。不如我们先攻打韩、魏两个国家，再逐步推进。”秦昭襄王听后觉得范雎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就采取了范雎的意见，并且推行“远交近攻”的策略，这为秦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
在之后的四十余年里，秦始皇定下灭六国的计划，最后秦始皇先攻韩、魏，随即攻破赵、燕一统北方，之后攻破楚国，最后也将齐国攻破，至此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霸业。而“远交近攻”的战略在统一六国之中，有着巨大的贡献。体现了对秦国完成统一中国这一核心问题深思熟虑了解的结果。
思考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清晰而深入的思考，行动就很容易失去方向。
四、行成于思，行不变则思不歇如果说“吉德林法则”告诉我们，在行动前要把难题清清楚楚地写出来，认清问题，找到问题的关键，那么思、再思，做到行成于思，就能牵住问题的牛鼻子了。
从对问题的把握程度看，可以分为三种层次的人，一种是善于预见的人，是事前诸葛亮，因能预见，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意愿，或者顺应自然规律去运行，使整个事情发生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一种是善于应变的人，是事中诸葛亮，虽然事先没有料到，但事情发生了而能随机应变；一种是善于后悔的人，是事后诸葛亮，事前、事中都没有能力去弥补，错失良机，一错再错，最终一败涂地。
“吉德林法则”告诉我们，尽量做第一种人——事前诸葛亮。即要“三思而后行”，要知己知彼，这是上上策。但世事难料，我们又必须不得不学会做第二种人，即学会变通，边做边思，边思边做，学思践悟。
变通思维即以变制变，创造性地完成任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凡遇到困难就必须得改变自己原有的思路和行为，才能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常言道，计划赶不上变化。任何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当遇到一些始料未及的情况时，只有灵活变通执行方能完成任务。
“以夷养兵，以夷制夷”的这段历史，就是变通思维的经典。在法国人勒内写的《草原帝国》一书中，西域是中西方文化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也是草原部落野蛮民族与文明国家相互撕*的战场。在西汉的张骞到来之前，这片土地的民族如流沙一般，东汉富有文韬武略的班超针对西域多民族的特点，提出了“以夷养兵，以夷制夷”的方针，联合其他少数民族，孤立打击不听东汉话的其他民族，从而稳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
西汉之后，一直到唐朝，中原政权才又一次在西域站稳了脚跟，这漫长的时间段内，西域基本上成为草原野蛮民族的跑马场。唐，一个辉煌的朝代，不仅因为帝国独门武功和灿烂的文化，还因为其广阔的胸襟，包容的态度。
唐将班固提出的“以夷制夷”治疆策略发挥到极至。突厥等长期与中原政权作战的野蛮民族被归化后，很多人在唐朝政权担任了重要职务，有名的如安禄山、 哥舒翰、李克用等等，开放的民族政策，成就了唐朝的盛极一时，少数民族为唐开疆掠土，唐光在西域设立的地方政权安西都护府管辖范围包括天山南北，现中亚很多国家历史上也在其管辖范围内，这当然少不了少数民族将领的功劳。
在唐中期，安史之乱中，李光弼等少数民族将领挺身而出，并联合回鹘军，才平定叛乱，拯救了唐朝。但也正是因为过于开放的民族政策，一旦掌握重兵的少数民族将领反叛，便成为唐朝衰落而最终灭亡的“掘墓人”，导致唐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便是由突厥后裔安渌山发动，唐朝末年，虽有李克用等沙陀族将领与反叛军以及起义农民军作战，并建立“后唐”，企图延续唐朝的命脉，但众因为势单力寡而失败。可以说，唐，兴也源于开放的民族政策，亡也由于开放的民族政策。但至少，他曾经因此辉煌了几百年，繁华了几百年。
唐之后，一直到元朝以及后来的清朝，这两个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朝代，保持了对西域的主导权。因为这两个政权本来就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其民族政策自然也是倾向于少数民族，“以夷制夷”的策略运用得自然纯熟。甚至到了鸦片战争，部分有识之士还拿“以夷制夷”来对付英法等殖民者。
学会变通，学会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
三思而后行，是要求我们认识问题要深思熟虑。吉德林法则是要求我们要抓住问题的关键。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这样做了，就是事前诸葛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