饰演维纳波夫人的凯瑟琳·赫本，对维纳波夫人的呈现具有着超越时代的精确性。一方面，她抓住了其性格精髓：高傲强势、刚愎自负又不失典雅节制；另一方面，她将维纳波夫人的悲剧性寓于人物的一言一行，她对儿子的控制欲、对“名誉”的依附性，不仅让她变得极端病态、冷酷、残暴，虚荣的背后，是其作为陈旧礼教殉道者、牺牲品的悲剧。因此，她的神态在傲慢之余，总是闪烁着伤感与脆弱。
如果说维纳波夫人的沉溺于昔日甜蜜幻想，是用病态与疯魔逃避南方文明的衰落；那么凯瑟琳为代表的年轻一辈的南方女性，则昭示出悲剧的延续性。她目睹了姑妈维纳波夫人儿子塞巴斯蒂安的真正死因，因此被视作精神病患者送入疗养院。姑妈为了维护儿子名誉与家族利益，用金钱驱使医生为其做“脑叶摘除术”。
因此，凯瑟琳性格中的反叛与抗争精神，却成了姑妈眼中的另类。姑妈利用金钱与地位，去掩盖真相、维系荣誉：而凯瑟琳，没有为了金钱去选择粉饰真相，试图揭露塞巴斯蒂安自私的本质、私德有亏的事实。她的反抗，付出了巨大代价。
巨大的疗养院，正隐喻着现代文明社会的“机械牢笼”，仿若大型的机器，将一切自由的思想与灵魂驯化成金钱法则、利益运作下毫无个性、了无生气的螺丝钉。
是故，凯瑟琳逃离的无望、无助，不仅仅是最表面的金钱运作下的真相泯灭，更是在社会机器的驯化下个体难以逃遁的处境写照。影片的结尾，维纳波夫人选择继续沉溺在昔日儿子的甜蜜幻想中、继续腐化；而释放真相后的凯瑟琳，与医生克维奇一起用良善与正义捍卫金钱时代的理想净土。
在当时好莱坞“海斯法典”限制下，一些隐秘的情愫只得通过言语去暗示。
如果说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中，对“同性恋”儿子布里克的“身份认同”问题，尚且归结于传统思维观念中，对“性少数群体”的敌视与偏见，布里克的焦虑不安、精神恍惚、迷醉放逐，正是其自我压抑的精神困境；那么《夏日痴魂》中，对死去的塞巴斯蒂安及其同性情愫的描写，更带有作者田纳西·威廉斯对自身爱情观的自我审视、剖析与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