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捷希
姜太公，商末周初人，姓姜氏吕，名尚字望，俗称“姜子牙”。民众口中的太公，时而是辅佐文武王、管理齐国的杰出政治家，时而是溪边垂钓等候明主的老年隐士，时而又是玉虚宫元始天尊门下管理封神的人中仙，繁多的名与号，暗示出他所拥有的多面的形象。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位知名人物，姜太公不仅本人有过辉煌的一生，也在后世发展出“武神”和“封神”两种类型的人格神崇拜，正应了苏轼在《祷雨磻溪文》里所说：“夫生而为上公，没而为神人，非公其谁当之！”
出身寒微的帝王师：姜太公其人
现今我们能找到的最早涉及姜太公的文献记载，是《诗经·大雅·大明》。这篇关于周朝开国历史的叙事诗在谈到牧野之战时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其中，“师尚父”是对姜太公的尊称，而“时维鹰扬”则表现了身处威风凛凛的伐纣军队，太公的骁勇之姿有如奋飞长空的雄鹰，格外引人注目。从这些诗句来看，姜太公应该是周武王阵营中一位重要的军事家或将领；而他身上作为武将的这一面，将会得到后人的崇拜。
明万历刻《三才图会》太公像
我们都知道太公有非常多的名称、名号：吕尚、吕望、姜尚、姜子牙、太公、姜太公、太公望、师尚父，那么彼此之间如何辨别？事实上，光是这些名字就能向我们讲述不少关于太公的生平。
首先，“姜”是太公的姓，“吕”则是他的氏。先秦人姓、氏两分，“姓者所以别婚姻，氏者所以别贵贱”，姓是用来标示共同血缘关系的，而氏则是用来区分从同姓宗族分化出去的各个父系族群。同时，先秦男子称氏不称姓，因此我们在早期文献中基本看到的都是“吕望”、“吕尚”，而不会看到“姜尚”这样的叫法。
“姜”这个姓格外值得讨论，因为相传该部族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说文解字》称“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由于姜水与姬水相去不远，姜姓部落就经常与黄帝后裔、姬姓部族（周朝君主便姓姬）通婚。姜姓原本居住于西方，是古代游牧部落羌人的一支，但很快就分离了出来，较早开始发展农业，并且不断向东迁徙。长期以后，姜姓人就在今河南、山东等地建立了齐、许、申、吕、莱等国。因此，“姜”表明太公是庞大的姜姓部族的一员，“吕氏”则表明太公的祖先过去被封于东方的吕国，因此他的籍贯应该就在此地。
其次，“太公”、“太师”、“师尚父”等，不是他担任的官职，而是周人（特别是齐国人）对他的尊称。《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太”字在先秦均写作“大”），刘向《别录》里把“师尚父”一词解释为“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称也”。可见，用所谓“公”“师”“尚”等字来称呼吕望，都是出于对他的崇敬，所以当我们使用“姜太公”来具体指称这一历史人物时，其实隐含了一种赞美的意味。
最后，关于广为人知的“姜子牙”，这个名字大约是后人的一种误传。《史记索隐》引谯周称太公“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司马贞自己则修正为“盖牙是字，尚是其名”；然而纵观先秦文献，找不到一处称太公为“姜牙”的记录，所以“姜子牙”极有可能是汉以后的一种传说、讹误，与史实不符。不过有趣的是，恰恰是不合史实的一个名字在后世最为流传。当然，这并不代表“姜子牙”这个名字就毫无意义，它是太公事迹传播数千年的一个结果，代表了后人的新造和想象。
由此看来，历史上的姜太公姓姜、氏吕、名尚、字望（一说名望），死后被尊为“太公”或“师尚父”。这些名称足以说明吕尚在周朝享有极高的地位，那么他的一生究竟是什么样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姜太公像
虽说姜太公的祖先因有功封于吕国，但是“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经过这么多年的繁衍，到了吕尚一代大概已经没有什么政治资本了，从贵族降为平民，而他似乎又出生于一个特别贫困的家庭，所以只能四处奔波、谋生。结合战国到汉朝的文献来看，姜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可谓贫苦至极。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篇称：
吕望为臧棘津，战监门莱地，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兴而为天子师，遇周文也。
《战国策·秦策五》：
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王用之而王。
《尉缭子·武议》：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
《离*》：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韩诗外传》卷八：
太公望少为人婿，老而见去，屠牛朝歌，赁于棘津，钓于磻溪。文王举而用之，封于齐。
《说苑·尊贤》：
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
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吕尚年轻的时候似乎因为家里过于贫穷，只能出外到妻家做赘婿（“人婿”“臧”），结果年纪较大以后却被老婆扫地出门（“逐夫”），只能重新回到吕氏家族；他似乎在商朝首都朝歌的市场上当过屠夫，挥刀切肉，当街叫卖；他似乎又在棘津当过食品小贩（“卖食”），但是卖货能力也不怎么样；此外，他似乎还一度在旅店里当服务员（“迎客之舍人”），也做过地位卑下的看门人（“监门”）——如今已无法考证太公是否有过全部这些经历，概而言之，屠夫也好，小贩也罢，都意在说明他早年极其穷困潦倒。
当然人们都相信，太公并没有毕生穷苦，而是在七十岁那年走到了人生的转折点，也就是得到周文王姬昌的重用，之后一举立下了辅佐文王兴邦、武王伐纣的赫赫功劳，成为周王朝的开国功臣。至于贫寒如吕尚是如何跻身于文王集团的，人们大约还不明就里，因此便出现了“太公垂钓”的传说。《吕氏春秋·孝行览》称：
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
后世广为流传的、隐居垂钓以候明君的太公形象就在这个时候初具雏形。
把上面的诸多材料整合到一起，就得到了史上第一篇完整的姜太公传记：《史记》中的《齐太公世家》。司马迁当然是在广采众多史籍和各方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太公传记，但由于它是一篇完整连贯的叙事作品，因此就成为人们了解这一历史人物时最值得参考的文献。
明弘治刻本《历代古人像赞》太公题跋像
按照司马迁的表述，太公吕尚是东海边上的人（具体是哪一处没有说明），他的祖先因为辅助大禹治水有功，所以在夏朝就受封吕、申两地，并在此创建了姜姓的国家。然而到商朝以后，吕国和申国都渐渐衰落，因此有些吕氏后代就沦落为庶人百姓，而太公就是其中的一人，因此“吕尚盖尝穷困”。
至于太公是如何被彼时仍为西伯侯的姬昌所发掘的，司马迁给出了比以往更为详细的叙述：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
这一段显然是在“太公垂钓”故事的基础上扩写而成，并加入了占卜、预言等元素，从而让太公与文王的初遇显得更富传奇性。
或许是出于“宁信其有，勿信其无”的治史态度，司马迁还根据其他材料提供了太公遇文王的另外两种故事：一种认为太公曾做过纣王的臣子，但因不满暴政而离开，之后四处游说诸侯，但没有君主愿意接纳他，最终西行去了周国；另一种故事则认为，当姬昌遭逢牢狱之灾、被纣王囚禁在羑里的时候，他的手下散宜生、闳夭二人就去向吕尚寻求帮助，而吕尚听闻姬昌贤明，所以就与二人一起搜罗各种美女珍宝，进献给纣王，从而把姬昌赎出来——吕尚究竟是如何进入周文王集团的，司马迁自己也没法确定，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投奔周国的吕尚一定地位显赫，做了文王、武王的帝师。
归周之后，太公成为文王手下最重要的谋略家，他与文王一起谋划如何推翻商朝的暴政，提供了许多兵权与奇策，使得周国国土大增，所以司马迁说后世谈论兵法时都会把他追认为祖师爷。文王驾崩以后，武王即位，集合了一个新的领导团队，而太公在里面扮演了一个主谋和总指挥官的角色：
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纣*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
这里“左杖黄钺，右把白旄”的毅勇形象，和《诗经·大明》里的描绘非常接近。不论是武王与太公共同立下太誓（即《尚书·泰誓》），还是太公一人的劝告竟能压过占卜和群臣的反对声，都足以说明吕尚在周王室中的地位如何，而司马迁也写明太公在武王伐纣的大规模行动中出谋居多。
灭商以后，天下归周，而作为功臣，太公封到了齐地。此时的太公又凭借出色的治理能力使齐不断发展壮大：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齐国是姜姓部族建立的国家，同样是东海人的姜太公自然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于是能够因地制宜发展工商业，为齐成为大国打下了坚实基础，“以太公之圣，建国本”，而向往齐国大国风范的司马迁，也毫不吝啬对于太公的赞美之词。
总的来看，早期的姜太公主要呈现的是集政治家、军事家于一体的开国功臣形象。他俨然成为皇权制度下的一个典范，寄托着无数文人的政治理想。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太公身世的模糊性也为后世的诠释与想象敞开了空间。
昭烈武成王：武神崇拜的历史
作为周王朝的重臣，姜太公自然很早就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我们如今可以考证，最晚在东汉时代，就有了祭祀太公的现象：《魏书》和《水经注》都曾记载，在汲郡的东北就有一座太公庙，庙前碑文表明此庙是东汉人杜宣、崔瑗等人所建。而到了唐代贞观年间，官府开始明确下令在传说中吕尚垂钓地磻溪建立太公庙，而官方的加入显示了太公祭祀正不断兴旺。不过这个时候，人们对太公的崇拜似乎还缺乏一个明确的角色定位，似乎只是把他当作一个遥远的先祖来奉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