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读书，如虎添翼。大年初二到初十，湛庐君向你郑重介绍湛庐“科学大师”书系，十本跨领域著作，直接让你站上大师的肩膀看世界。今天咱们一起翻开这本理查德·利基所著的《人类的起源》。
1944年，理查德·利基出生于肯尼亚的一个显赫家庭。他的父亲路易斯·利基和母亲玛丽·利基都是杰出的古人类学家，共同开拓了东非大裂谷的考古探索理查德·利基，世界知名古人类学家。他凭借自己的能力赢得了“杰出化石猎人”的美誉，在25岁时被任命为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
1984年，他的团队发现了所有标本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一个，一具几乎完整的年轻男性直立人骨架。这具160万年前的骨架，绰号“图尔卡纳男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古人类骨骼化石之一。理查德终于实现了每个人类学家的终极梦想——挖掘一具完整的人类始祖骸骨。这是20世纪古人类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1989年，理查德离开了古人类学研究领域，接受总统的任命，担任肯尼亚野生生物服务署主席。他的任务是拯救这个国家混乱的公园系统，打击猖獗的犀牛和大象偷猎行为。当温和的措施失败后，他下令射*偷猎者。1993年，他驾驶的飞机发生了原因不明的设备故障，在内罗毕郊外的山区坠毁。这次事故使理查德失去了双腿。作为一名专业的飞行员，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政敌蓄意破坏。
2015年，肯尼亚的野生动物偷猎活动再度猖獗到危机水平。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要求理查德·利基重返野生生物服务署担任主席。71岁的理查德·利基接受了挑战，继续他奋斗一生的使命——为生态环境和这片人类起源的大陆服务。
达尔文的人类进化“一揽子”学说主导学术界100年，却在20世纪80年代被证伪。那么，在1000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究竟如何胜出——是东非大裂谷的出现，导致了某种灵长类动物离开大树、用两足行走吗？古人类遗址中发现的兽骨，来自先祖打来的猎物还是拣来的腐尸？拉斯科洞穴中摄人心魄的野兽壁画，是巫师在癫狂的仪式中创作出来的吗？
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理查德·利基清晰明了地勾画了人类进化的四大阶段：700万年前人科的起源；两足行走的猿类的“适应性辐射”；250万年前人属的起源；现代人的起源。除此之外，本书还将带领你利用有限的证据，提出种种出人意料的假说，推断人类的艺术、语言和心智起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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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这一观念在人类学领域里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达尔文时期。
达尔文于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提出，石制武器既能抵御肉食动物，也能*死猎物。他提出，用人造武器狩猎是使人类最终发展为人的因素之一。他有5年“贝格尔号”的航海经历，这影响了他关于我们祖先的描述。对于自己遇见南美洲南部火地岛人时的情景，达尔文这样描述道：
我们的确起源于野蛮人。在一片荒凉且高低不平的岸边，在我第一次看到一群火地岛人时，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惊讶，因为一个想法立刻涌上心头：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的！这些人赤身裸体，身上涂了颜色，长发缠在一起，兴奋时满口白沫，野蛮中带着惊奇和怀疑。他们没有任何艺术感，像野生动物一样以捕猎为生。
确信狩猎是我们进化的核心，并将祖先的生活方式与现存的技术不发达的人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深深地刻在人类学的思想里。
罗格斯大学的生物学家蒂莫西·珀佩尔（Timothy Perper）和人类学家卡梅尔·施赖尔（Carmel Schrire）在一篇关于上述问题的有深度的文章中简要地写道：“狩猎和食肉促进了人类进化，推动人类成为今天这样的物种，这就是狩猎模式。”他们解释说，这种模式从三个方面塑造了我们的祖先，也就是影响了早期人类心理的、社会的和地区的行为。南非人类学家约翰·鲁宾逊（John Robinson）于1963年在一篇经典文章中指出了人类史前狩猎技术的重要意义。他写道：
我认为把肉类放进食谱似乎是极端重要的进化变化，为新的进化打开了一扇大门。在我看来，这种变化在进化上与哺乳动物，或者更恰当地说与四足类生物的起源同等重要。伴随着人类的智慧和文化的大扩张，它将新领域与新的进化机制应用于人类的进化过程，而其他动物的进化过程难以与之相提并论。
1966年，以“人，狩猎者”为主题的人类学会议在芝加哥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研究了狩猎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成为人类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它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指出采集植物性食物是大多数狩猎–采集者社会获得能量的主要来源。而且正如达尔文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说的那样，这次会议把已知的现代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等同于我们最早的祖先的行为方式。会议肯定了史前记录中积累的石器和动物骨骼是我们祖先食肉的明显证据。
如同我的朋友兼同事哈佛大学的格林·艾萨克（Glynn Isaac）所认为的那样，这个证据意味着：“整个更新世不断沿着一条石头和骨头的踪迹前进，因此把累积的石制品和动物遗骸当作古人类营地的化石遗址是理所应当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被认为曾像现代狩猎–采集者一样地生活，只是形式上更为原始。
1984年，艾萨克在过早离世前一年曾对我说：“肉虽是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算分析考古遗址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肉来源于狩猎，还是来自其他动物吃剩的尸体。”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艾萨克和新墨西哥大学的考古学家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使这种观点开始发生改变。他们发现，对史前记录盛行的诸多解释都建立在没有阐述清晰的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于是开始区分真实的记录上已知的东西和假定得出的东西。他们从最基础的层次开始，质疑同一地点发现的石器和动物骨骼化石是否有意义。
这种相同地点的空间巧合，是曾被假设的那样暗示着它是史前的屠宰场吗？如果是屠宰场的话，是否说明那里进行屠宰的人与现代的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相同呢？
宾福德认为，早期考古遗址没有一个能被确认为古代营地的遗迹。通过分析其他人关于奥杜威峡谷考古遗址的骨骼化石资料，他得到结论：非人类的食肉动物就是在这些遗址处*死其他动物。一旦诸如狮子和鬣狗等食肉动物离开，人类就到这里拾取它们吃剩的少许尸肉。他写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剩下骨髓可以吃了。并没有证据证明人类把拾取的食物从捡获地点搬回营地以供消费，同样，关于食物分享的说法毫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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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福德的这些观点展现了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的另一种风貌。他认为“祖先们不是浪漫主义者，而是为了得到少许食物而拣食有蹄动物的尸体残遗以充饥的折中主义者”。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的祖先与人类大相径庭，表现在生存方式不同，语言、道德、意识等其他行为要素的缺失。宾福德总结说：“我们人类这一物种的到来，不是渐进的过程，而是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突发的结果。”这是这一争论的核心。如果早期人属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与人相似，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
人性本质的出现是渐进的过程，把我们同远古时期联系起来。但如果似人的行为真的是最近才突然出现的，那么这意味着我们与远古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各不相干，处于一种傲然孤立的状态。
虽然艾萨克和宾福德都密切关注对史前记录研究的夸张解读，但他们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了修正。宾福德大量钻研其他人的研究资料，艾萨克则亲力亲为，发掘考古遗址，以新的眼光看待证据。
虽然狩猎和拣食尸体之间的区别不是艾萨克关于食物分享假说的重点，但它对于重新研究考古记录来说很重要。狩猎者还是拣食者，这是争论的关键。
原则上，狩猎和拣食尸体在考古记录上应该有不同的表现，狩猎者和拣食者所遗留的考古记录，应该有明显的差别。比如，一个猎人打死了一只动物，他会选择将整个尸体或其中的任何部分带回营地；相反，拣食者只能在丢弃处得到残骸，他选择带哪些回营地的范围相当有限。因此，猎人的营地应当有多种多样的骸骨，有时可能还有一副完整的骨架。
但会有许多因素把这一明显的场景弄得乱糟糟的。正如波茨讲道：“如果拣食者发现了一具因自然原因而死的动物尸体，那他会拿走尸体的所有部分，由此拼凑出的骸骨将与狩猎的结果相同。而且如果一只动物刚被野兽*死，就被拣食者赶走了，这时拼凑的骸骨也将与狩猎的结果相同，这又怎么解释呢？”
芝加哥人类学家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曾分析过南非和欧洲的许多拼凑出的骸骨，他认为，区分这两种谋生方式也许是不可能的，“有太多的方式可以把骨头带进遗址里，同时这些骨头能遇到太多的不同情形，这将导致究竟是猎人还是拣食者的问题永远无法解答”。
注：以上内容来自《人类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