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亚旗，在你的年代，中国的学校教育已经很完整了，你怎么上到六年级就不上了呢？
郑亚旗：因为择校。
郑渊洁：那时候流行择校，当时我们那片儿只有一个普通小学，我就找朋友给他择了一个重点小学。其实择校不重要，关键是老师，但择校不能择师。再好的学校也有差老师，再差的学校也有好老师，而他碰到了差老师。
俞敏洪：我一直认为找一个好老师比找一所好学校更重要。
郑渊洁：他有一天回来跟我说，要期末考试了，老师把考试题都漏给他们，让他们背下来。全国优秀班主任，题刚出，就全漏给了他们，应该是为了和同行竞争。他问我这样做对不对？我说这绝对不行。他说那你找校长去告状、投诉。我说我不敢，如果我告诉了校长，校长会反馈给老师是我投诉的，你以后就完了，老师可有的是办法收拾你。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不去找校长，如果再有人侵略中国，我觉得你会是汉奸。
俞敏洪：后来你投诉了吗？
郑渊洁：我不敢，我真不敢。
俞敏洪：中国现在很多家长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面对老师的不公平，也不敢去找，感觉有时候孩子在老师那儿就像人质一样，当然，有时候可能是家长多虑，老师不一定真会这么做，但确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在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时，他们不敢去找老师、学校。
郑渊洁：对，我是不敢去找，但我要是不找，孩子也就毁了，他就没有价值观了。后来我就说，咱们就拉老师的分，他说怎么拉？我说，你不是把题全背下来了吗？咱们就分析哪道题多少分，你就考一个不低于60分的分。他说那我要考多少分呢？我说，你要考到60分，当时北京有一个大商场叫北京燕莎商城，他早就看上一个烧煤油遥控的直升机，一万多块钱，我说如果你考到整60分，我就给你买那个遥控直升机。他说如果考61呢？我说考61就买变形金刚。后来他真就考了个60分。
郑亚旗：这个太不容易了，因为他漏的每道题是多少分，我得评估。
郑渊洁：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父爱啊！但老师肯定知道他是故意的，因为我都给你漏了题了，你才考了60分，老师就开始收拾他。
俞敏洪：那换个学校不就行了，为啥不让他上学呢？
郑亚旗：这不是从我爷爷那继承下来的嘛。
郑渊洁：就换到家里来了，私塾。
俞敏洪：你当时有把握，觉得自己能把亚旗教出来吗？毕竟现代教育涉及到物理、数学、化学。
郑渊洁：我当时知道北京有一个花市新华书店，是专门卖教材的，我就把中学的教材全部买来了，我一看，就傻了，整个内容，就是把简单的话往复杂了说，把听得懂的话往听不懂了说。你是专家，我也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如何去衡量教育的成功与否？是学生考了多少分、考了什么名校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看这个孩子对他所学的这门课的兴趣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
俞敏洪：对，完全同意，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分数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依然保持着对这门课的兴趣，而这最重要的就涉及到了老师。老师能把这门课讲到让学生感兴趣，才是好老师，而并不是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最后考一个高分，以至于最后学生看到这个老师、见到这门课，就像见到鬼一样。
郑渊洁：所以我就想，哪个学生爱看这些教材呢？上这个课很受罪啊，他们没兴趣的。
俞敏洪：坦率地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教材从来没有有意思过，连大学教材都从来没有有意思过，难得有一两本老师自己编的大学教材允许使用。我就总在想，为什么不能把教材编得更有意思一点？
郑渊洁：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用故事的手法给亚旗写教材，写了十部，第一部最重要。我跟你相见恨晚，我也认识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我也会分析他们，今天的话叫“卷”，这么激烈，拼相貌、家庭、智商、学历，但拼到最后的是什么？绝对是道德品质。一个人道德品质不行，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俞敏洪：道德品质不行的人，可能会有偶然的成功，但他绝对不能保持一辈子的成功。
郑渊洁：所以，我给他编的第一篇是《道德篇》。你一般都去学校讲课，你猜请我去讲课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少管所。少管所里的孩子都是犯了法的，但他们年龄不到18岁，不能关成人监狱，但他们也得关起来，家长周末可以来探视。我去了以后，就很有亲和力，因为大家一看，我也被开除过，只上了小学四年，学历都不如他们。
有一次我去了以后，我就提出来住两天，他们说可以。我就跟一个小孩住一个屋，他个儿不高，我说你是怎么进来的？他说盗窃罪。我说你多大啊？我看他也就11、12岁。这个孩子进来以后都成“专家”了，因为警察会给他普法。他说盗窃罪是年满16岁的人，一次偷了500元，这是80年代的标准。我说要是没偷满500元呢？那就是12个月之内偷了三次，哪怕每次只偷一块钱，只要够三次，就是盗窃罪。我说你是多大岁数，偷了多少钱进来的？他说他过16岁生日，因为之前的同学过生日，都会请别人吃东西，但他家没钱，他就在过生日的当天，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人的钱包露出角来了，他就下手了，但他没有技术含量，人家一把就把他抓住了，打开一看，五张百元钞。
俞敏洪：但他没偷成啊？
郑渊洁：在公共汽车上偷东西，是行为罪，不是结果罪，不管偷成没偷成，只要有这个举动、被人抓住了，就是行为罪。
俞敏洪：所以你后来写了《皮皮鲁和419宗罪》？
郑渊洁：对。我当时就说抓错人了，他说郑叔叔，什么意思？我说应该把你爸爸妈妈和老师抓起来，因为他们没有告诉你，过了16岁生日，一次只能偷499元啊！其实是开玩笑，但我觉得确实和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后来我就在少管所讲，作为孩子，大家对亲人最大的爱，对爸爸妈妈最大的爱，就是看好自己，别惹事。我出了少管所，一头就扎进了新华书店，买了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我回家就让亚旗过来，他说干什么？我说放下游戏机，我给你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因为我要让他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当时就有419项罪名，这419个罪名，只要犯了就要进监狱。
俞敏洪：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要让孩子们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做了是违法的，甚至是要进少管所、进监狱的。
郑渊洁：我给他念，他就摸我的头，他说你没事吧？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很枯燥的，于是我就把这419个罪名编成了419个童话故事。这是给他编的第二部教材，他一下就看得如饥似渴，约等于看小说了，现在精简成了《皮皮鲁和66宗罪》，把跟孩子最有关的66宗罪精简出来了。
俞敏洪：你把枯燥的条文变成了一个个故事，这个很重要。
郑渊洁：我还给他编了一本教材《皮皮鲁送你一百条命》，我觉得你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让他安全，给他撑起一把保护伞。比如他跟一些同学上学走路，我就给他讲故事，结果一回头，孩子就没了，掉井里了，所以《皮皮鲁送你一百条命》中有一条就是不要踩井盖，它是靠不住的，遇到井盖要绕着走。还有就是别把笔变成匕首，我们小时候上学，有个同学课间在很刻苦地埋头学习，后面一个同学压上去了，笔就杵到眼睛里去了，所以我在书里写，不写字的时候就把笔装在笔袋里，别把笔变成匕首。
俞敏洪：里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安全常识，但你用童话故事写出来，大家就会非常愿意去读。亚旗，你爸给你写的这十本教材，销量怎么样？
郑亚旗：销量很好，而且我们把这个教材改成动画剧集了。
俞敏洪：你从这十本教材中学到东西了吗？
郑亚旗：学肯定是学到了，但是我觉得老郑对我最大的影响不是这个。很多人问我，你对你爸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现在一闭上眼，说到郑渊洁这三个字，我想到的就是，我小时候无论在什么时间，只要一睁眼，他就趴那写，永远在那写。我看到一个父亲通过这样辛勤的劳动，把这个家的条件越变越好，从筒子楼到单元房，从单元房到更大的，从摩托车到汽车，整个过程比上多少MBA都管用。
俞敏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父亲作为榜样。他写了这十本教材后亲自教你吗？还是你自己读？
郑亚旗：也会自己读，也会找外面的家教来教，我们俩没法教。
俞敏洪：即使不上学了，但文化还是要有。后来亚旗有学数理化吗？
郑亚旗：都有，教材他都编了。
郑渊洁：我修过五年战斗机，要上航校学习的。
俞敏洪：但你学习也不是为了上高中，也不是为了高考。
郑亚旗：我觉得老郑这点说得很对，我收获很大，我会从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获得快乐。
俞敏洪：以获取知识本身为快乐，而不是以获取的知识去考什么学校为目标？
郑亚旗：对。
俞敏洪：郑渊洁老师会用手机阅读吗？
郑渊洁：会，从1995年开始，亚旗就要求我用电脑写作。我当时去中关村，花了四万五千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西羽牌。
俞敏洪：那时候超贵的，我没有用过那么贵的，但我刚开始买的时候，买的是IBM的笔记本。
郑渊洁：其实有了孩子以后，爸爸妈妈愿意教育他，愿意教给他东西，其实也应该向孩子学习，他们接触这些东西非常快，反过来就会教给你。
俞敏洪：对于他们来说，电子设备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还是外化的，他们是内化的。比如玩电脑、玩手机、玩游戏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外面加了一点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家比较特别，亚旗是被你散养出来的，一家三代三个小学生，但确实从你这开始就创造了中国散养的奇迹。但你女儿亚飞不太一样，亚飞在学校里一直是学霸，后来也在世界最顶级的电影学院学了电影，现在已经开始读硕士了。你这种培养方式，是在把他们作为实验对照组，还是你想向世人证明，我散养也能成功，放在体系中也能够成功？
郑渊洁：虎毒还不食子呢，不是实验，是因材施教。
俞敏洪：为什么女儿就要在体系中一直上学呢？
郑渊洁：她生下来我就跟她说咱不用上学，然后她就成为全中国最无限向往上学的那个孩子。我也不让她上幼儿园，我们的孩子都不上幼儿园，因为我们觉得上学之前不需要学1 1=2。亚飞小时候就问我世界上有妖怪吗？我说有啊。她说那我想见妖怪，你带我去见。那我不就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吗？我就把女儿带到一个幼儿园外面，指着栏杆里的老师说，那就是妖怪。
俞敏洪：你居然这么教育孩子？
郑渊洁：在孩子的世界里，妖怪是很好的东西，结果她说我要跟妖怪玩，我就没有办法了。她喜欢上学，就上了。
俞敏洪：为什么你能保证女儿一方面在公共教育体系中接受教育，一方面还能保证她乐观开朗的个性呢？她上学开心吗？
郑渊洁：她运气还行，我觉得她遇到的老师，除了小学五年级的一个老师不行以外，其他老师都不错，就是她运气好。我也研究出来了一些和老师沟通，让老师欣赏你孩子的方法，反正肯定不能给老师送礼，很多老师都跟我说，只要你一送礼，老师心里就瞧不起你了，他们会觉得对你孩子好，是一个价格的交换。
俞敏洪：老师其实一方面拿着家长的礼物，一方面在内心看不起送礼的家长。
郑渊洁：对，看不起，绝对看不起。
俞敏洪：但也有糟糕的老师，你不送礼，我就对你孩子不好。
郑渊洁：那可能很少。
俞敏洪：不见得很少，当然也不会很多。
俞敏洪：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写童话的呢？是因为从小就有写作的天分？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契机？
郑渊洁：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好老师，赵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有一天上课，她留了一个作文题，是我们第一次写作文，她说我今天教你们写作文，我出个题，你们就照着我的写，就是我长大了想干什么，她就引导我们写长大了以后要当科学家、当解放军、当人民警察这一类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写。我妈妈是个挺奇怪的人，她从小就告诉我，你别和别人一样，她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也不知道我妈妈说的话对不对，但我想，别的同学都会按照赵老师说的来写，我干脆就跟别人都不一样，找一个别人肯定不会写的写。当时有一个全国劳动模范叫时传祥，是掏粪工人，我也是他粉丝，我就写我长大了要掏大粪。
作文交上去后，我以为老师会说我捣乱，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有天正在上课，我上课有个好习惯，就是爱走神，因为所有伟大的发现都来自于走神。赵老师就发现我走神了，她就说，郑渊洁你站起来，我以为站起来就结束了，她说你上来，我就一步一步蹭上去。她说，一个多月前你写的那篇你长大了当淘粪工的作文，老师认为很有新意，给你推荐到校刊上发表了，现在你可以免费领两本。1963年，马甸小学居然油印了校刊，别的同学要花1毛8才能买一本。就那一瞬间，我就产生了一个错觉——在这世界上，我郑渊洁写文章写得最好，谁也写不过我。这肯定是错觉，但这个错觉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俞敏洪：但这种感觉很好啊。
郑渊洁：后来她只要一留作文，我一写就是范文。我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想，体育老师为什么不留作文呢？但我没遇到好的数学老师，第一次上课，我第一次做算术，她说谁告诉你4 4=9？这已经非常接近标准答案了，她应该鼓励我，但第二句话就升级了，说你还不如我儿子聪明，我想，她儿子一定是北大数学系的，结果她说她儿子才3岁。从此我一上课就紧张，我越紧张，她就一定会找我答不出来的题叫我站起来答。所以，后来我有了孩子就知道了，孩子的某一门成绩不好，绝对跟孩子没有一毛钱关系，就是老师的责任，怎么全班50个孩子，有的孩子就没有别的孩子学习成绩好？是因为这个老师不欣赏你的孩子，没有当众鼓励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