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与二儿子和妻子。（图源：《黑塞画传》）
日子一长，乡居生活的闲适与热情在体力的消磨中蒸发了，留下的更多是负担。黑塞其实并不能适应农民的生活，他的本性仍旧渴望自由，渴望流浪。他开始外出旅行，以此逃避枯燥平常的家庭生活，夫妻关系也逐渐出现裂痕。
1911年秋，黑塞同画家汉斯·施图策内格（Hans Sturzenegger）前往印度旅行，他想去看看这个与他的家庭有着深厚渊源的国度。
四个月的时间，他们去了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黑塞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没能去成印度，但他依然把这次旅行称为“印度之旅”。旅行中，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给黑塞留下深刻的印象，“东方之行最主要的、也许可以说是最强烈的印象是中国人。”（1911年致康纳德·豪斯曼的信）
这趟东方之行是黑塞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印度转向中国。之后的几年时间，他读了大量的中国诗歌和小说，深入探究了老子、庄子等人的学说。1913年，黑塞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童话《诗人》。
《黑塞童话》，作者: [德] 赫尔曼·黑塞，译者: 文泽尔，出品方: 果麦文化，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1年1月。
诗人韩甫在河边的一场灯会上偶遇了一位老者——深谙诗道的十全辞师，于是他毅然辞别未婚妻深入山中，潜心向大师学习诗艺。十全辞师从未跟韩甫说过一句话，“只是默默地用演奏的方式来教他弹琵琶的技艺，直到这名弟子全身心地投入乐曲之中，进入忘我境界了之后才停下来。”一年过去，“韩甫弹琵琶的技艺几乎已经练到炉火纯青，却也感到诗艺越发难学，高山仰止，令他望而却步。”两年过去，思乡情切的韩甫决定返家，刚到家门口，心中涌起的诗意让他猛然醒悟，当即折返山中。
寒来暑往，星移斗转，乡愁又两度侵扰他的心头，但都未能动摇他学诗的决心。曾经有一次，被乡愁折磨的他竟对师傅“涌生出一股苦涩难挨的恨意”。“正当他打算猛扑到十全辞师身上，痛下*手时，老人突然睁开双目，露出微笑。”消解了韩甫的*心。
不知道多少个年头过去了，某天早晨，大师不见了踪迹，韩甫下山返乡。时移世变，家人与未婚妻均已离世，而曾经的少年韩甫也变成了头发花白的长者。又是一年灯会，韩甫来到河边弹奏起琵琶，脚下的河水倒映着花灯，波光荡漾，他“已经没法弄清这次灯会与多年前在此邂逅十全辞师的那次灯会之间的区别，正如他无法区分水中的花灯与现实中的花灯一般。
《诗人》是带着浓厚中国寓言色彩的作品，黑塞研究专家弗尔克·米歇尔斯（Volker Michels）认为这篇童话受到了寓言集《列子》的影响。从诗人韩甫的三次乡愁上，能看到《列子·汤问》中“薛谭学讴”和“师文学琴”的影子。韩甫三次的乡愁，代表着世俗生活和人生理想之间的挣扎，而这段时间黑塞也一直被“艺术家的婚姻问题”所困扰着。
黑塞在1914年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一个艺术家或者思想家，一个不只是本能地活着，而首先想要尽可能客观地观察并表现生活的人，他究竟有无能力过婚后生活呢？”在黑塞这里，婚姻并非单纯夫妻关系，还象征着世俗生活。诗人韩甫的选择也许是在婚姻危机的打击之下，黑塞的一种理想寄托。
战争期间的向内之路
1914年7月，又是一个夏天，一战爆发。战争刚刚打响之时，各国民众的反应不是恐惧，而是兴奋。民族主义情绪就像一艘艘鼓足气囊、悬浮在战场上空的飞艇一样在各国膨胀，参战国的国民们兴高采烈，纷纷走到大街上欢呼庆祝，男青年们争相投身行伍，为国效力。
在德国民众清一色支持战争的病态喝彩声中，黑塞唱起了“反调”。11月，黑塞发表文章《啊，朋友，换个调子吧！》反对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对立，呼吁和平。尽管语调极为委婉，但还是为黑塞招来了灾难：他被祖国的报纸打为叛国者，成了众矢之的，受尽口诛笔伐，往日的好友也纷纷与之割袍，他还被划入了出版界的黑名单。黑塞自述：“在战争年代，一切又回来了。我又看到自己在和世界起着冲突，而原先我和它可说相处得不错。我又走上了背运，孤单无援，独自忍受着痛苦，我所说所想的一切，又不断地被攻击，被曲解。我又看到一道绝望的鸿沟，横亘在现实和我所期许的事物之间。”
谩骂攻击的信件堆满了写字台，黑塞说他“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不幸命运而自怨自艾”，但他还是走出自己的小世界，在瑞士伯尔尼义务从事战俘救济工作。为此，他不惜倾尽家产，甚至变卖自己的手稿。1916年，父亲约翰纳斯·黑塞去世，战争也丝毫没有休止的征兆，家庭生活的地震和世界的崩溃触发了黑塞内心的危机，他不得不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在青年医生朗格处接受心理治疗。这段心理疗愈之路就如同攀登嶙峋、陡峭的山岩，异常艰难，但毫无回头路可言——阳光在一点一点退却，留下就只能忍受谷底阴暗寒冷的煎熬。童话《难走的路》就是这段疗愈之路的反映。
1917年秋，黑塞在短短数个星期内完成了小说《德米安》。这部作品像是一篇号召青年人奋起战斗的檄文，捍卫“成为自己、成为独立的人”的权利。社会一直在谋求驯化每一个人，磨平个性的棱角，把本该色彩斑斓的世界变得千人一面，而当一个人意识到要成为有个性的自己时，就必然面临着同大众、主流事物的冲突。
“在两种对抗力量——一种是纯私人的渴望，另一种是环境的要求——的矛盾中，人才得以形成。”（1929年2月，致玛丽·路易斯·杜蒙的书信）“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通向自我的路”（《德米安》前言）但每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自己，这是不同的，因而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也不尽相同。《德米安》所展示的，就是主人公辛克莱的从儿童到青年的成长故事，也是辛克莱如何从压制走向解放的自我完善之路，如同扉页上他的自白：“我所向望的，无非是试着依我自发的本性去生活。为何如此之难？”
《德米安》，作者: [德] 赫尔曼·黑塞，译者: 姜乙，出品方: 果麦文化，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0年5月。
在十岁那年，辛克莱为了融入邻家男孩们的小团体，编造了偷苹果的故事，因而被孩子王克罗默抓住了把柄，克罗默以此要挟辛克莱向他索要封口费。
受到胁迫的辛克莱不得已犯下许多恶行来满足克罗默的贪婪，原本生活在光明正义世界的辛克莱堕入了黑暗。不过，德米安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目睹辛克莱被勒索，德米安鼓励他：“人根本无须害怕任何人。如果一个人害怕某人，就会将此人的权力至于自身之上。比如一个人做了什么错事，被另一个人知道了——另一个人就具备了控制你的权力。”在德米安的帮助下，辛克莱摆脱了克罗默的纠缠。
德米安像是辛克莱的精神导师，在辛克莱童年、少年、青年三个成长阶段，德米安总是及时出现，启发他重新思考善与恶、光与暗两个世界，在禅修、素食、神秘学等多元的文化中寻觅通向自我之路。
故事的最后，战争爆发，两人被卷入时代的巨轮，匆匆离别，奔赴前线。寒冬过去，重逢已是初春，辛克莱生命垂危被抬进医院，旁边的病床上正是老友德米安。德米安燃尽生命最后的烛光与辛克莱道别。
“小辛克莱，听着！我必须走了。你可能还会需要我帮你对付克罗默，或别的什么。假如你呼唤我，那么，我不会再这么急匆匆地骑马或乘车来找你，你必须倾听心底的声音。随后你会发现，我就在你心里。你明白吗？”
《德米安》是黑塞思想转变的起点，由此前的人格个性的捍卫者逐渐转变成探索内心精神的孤独隐者。战争带来的诸多问题与烦恼让黑塞开始反思，很快他就发现要解决目前自身的困境，只能求诸内心，因为要公然与世界潮流对抗，头破血流的只会是自己。他在自己身上也看到了战争、*戮、疯狂等人类恶行的影子，因此比起一味指责和批评外界，黑塞认为更应该反省自己是如何涉入罪恶的池沼之中的。“因为，人人都能重获清白，只要他能认清并了断他的痛苦和罪孽，而不是去找替罪的人。”这也是辛克莱所走过的成长之路——正视内心的恶，寻求善与恶两极的统一。
德米安来源于黑塞的梦境。“1917年9月11日和12日的晚上都有暴风雨，他在梦里和一个比他强壮的人战斗。”这个与他战斗的男人就叫德米安。“德米安”是“达米安”的变体，发音与“Dämon（恶魔）”近似。黑塞觉得这个名字也有几分造物主的意味。
记录梦境是心理医生朗格的建议。朗格医生师从荣格，擅长解析梦境，他的精神分析疗法让黑塞的状况恢复了不少，除了前文提过的《难走的路》，治疗期间黑塞还创作了其他几篇童话：《一长串的梦境》《欧洲人》《伊里斯》等等。
《一长串的梦境》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游历了波诡云谲的意识深处的世界，探索了在日常被压制和约束的另一个“我”，像是一篇梦境笔记。《欧洲人》则借一场由战争引发的灭世大洪水和诺亚方舟上地球物种才艺展示大赛讽刺了欧洲人的傲慢自大与无能。比赛中，会飞的和会跑的，会爬的和会游泳的……动物们都拿出了自己独特的本领，黑人、马来人、日本人、中国人……各人类种族也都展示了独一无二的天赋，只有欧洲人自始至终都在冷眼旁观，他除了动动嘴皮子、炫耀所谓的“智识”之外，什么也拿不出来，最后被封为“笑话大王”。这些童话是黑塞自我解救的尝试，是他通向“向内之路”的尝试。
与传统的德国童话不同，黑塞的童话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通过想象把现实世界转变成为神话诗的世界。诗化了的现实让人们依稀望见了童话所建立起来的另一种世界，童话打开了通向人类另一种现实的大门”而这种奇诡的想象力则是黑塞身为魔术师的力量源泉，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童话在黑塞看来是揭示生命永恒意义的最佳形式，而歌剧，则是童话的最高形式，因此，他一生都想要创作一部这样的歌剧——“赋予人的生命以更高更美的意义。”虽然他的理想未能如愿，但他的现代童话所触及的生命之光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挖掘和延展。
《悉达多》与《玻璃球游戏》
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持续了4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宣布退位，一个新的共和国到来了。黑塞的喜悦溢于言表，几十年后他在给朋友托马斯·曼的信中回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写道：“对1918年的革命胜利感到非常地开心……这场世界之战与我个人生活里的遭难几乎同时发生，现在一切都算是平静了。”
但是黑塞的生活并没有好转，救济战俘的工作已使他陷入了经济困境，妻子玛丽亚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家庭支离破碎，孩子们也都四散在各处，在伯尔尼的家变得又冷又空。精神上，黑塞也处于混沌状态，苦苦探索着自我完善之路。
“一个更热情更短暂的夏天开始了。这些炎热白日虽然漫长，却如旗帜般燃烧，在熊熊火焰中消逝。短暂潮湿的月夜连着短暂潮湿的雨夜，一如梦境倏忽幻化，激荡着一周周的光华。”这是1919年创作的小说《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的开篇。这个夏天对黑塞来说非比寻常——从战争中回归生活，从桎梏中回归自由。在此之前，他和以往的世界做了告别：解除了救济战俘的工作，离开了妻子，将三个孩子安顿妥当，离开了伯尔尼的家。终于，他又孤身一人了！他要重新振作，继续他那被战争中断的诗人生涯，回归作诗、写作的世界。
《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作者: [德] 赫尔曼·黑塞，译者: 易海舟，出品方: 果麦文化，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9年1月。
火车穿梭在瑞士的山间，摇摇晃晃，却丝毫没有悠闲的意味——而是如此急切地奔向南方，与湖泊、瀑布、山林擦身而过，带着极少的乘客，已是42岁的黑塞搭乘这辆列车，来到了瑞士南部的提契诺（Ticino），在蒙塔诺拉（Montagnola）小村安顿下来，租住在卡萨卡木奇庄园里。
现在，黑塞一无所有，他只是一个租了四个小房间的孤独房客，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遭了火灾的文人，一个被连根拔了的、有点可疑的外国人”。开拓新生活虽然十分困难，黑塞却过得很美好，他尽情享受着南部夏日的空气、阳光，享受孤独和写作。在提契诺夏日的熊熊烈火中，他终于涅槃重生了。“第一个夏天里我就写了《克莱因和瓦格纳》以及《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解除了内心的紧张不安，使我得以在冬天时开始写作《悉达多》。”
如同西格弗利德• 翁塞尔特所言（Siegfried Unseld，德语界出版名家）：“从战争状况返归和平环境的那一刻开始，黑塞的工作就是尝试着答复那个古老的问题：我将怎样完成我自己。”
“必须正视以前被我用谎言掩盖或不曾道出的事物，必须承认它们的存在，承认那些混乱、狂野、本能，承认我内心的‘恶’。我失去了从前和谐、美好、温和的写作风格，必须重新寻找写作的风格，必须与那些内在未能解决的古老问题厮打，打得头破血流。格斗并非为了消灭它们，而是为了理解它们，把它们用语言表达出来。”（1919年秋，致卡尔·泽利格的书信）
《克莱因和瓦格纳》的诞生，则标志着黑塞创作新时期的到来，他在“向内之路”上，迈出了小小的但尤为关键的一步。借由这部作品他重建了被摧毁的内心世界，找到了新生的力量。同年七月，他在写给姐姐阿德勒的信件中说“当一株植物、一株小草被折断、被伤害，或者正在枯萎，它会很快结出种子，因为那是它存在的目的。”《克莱因与瓦格纳》就是黑塞在枯萎中结出的种子，这粒种子在新的土壤里落地生根，长出了新的生命。《悉达多》则是这株新生命孕育的一朵瑰丽的花。
《悉达多》写于1919年的冬天，到1922年才完成，其间由于黑塞缺乏对东方思想的深刻理解曾一度想要放弃，他感觉“去写那些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是多么的荒谬。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准备放弃我的《悉达多》，即便我对印度还保有我年少时的记忆，但是每次我都需要喝下一杯苦行与深思的酒才能够让曾经的感觉回归到我身上。”后来在心理学家荣格以及黑塞的表弟日本学家威廉·贡德尔特（Wilhelm Gundert）的帮助下才完成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