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的修订由私修完全转变为官修，也使得上一个朝代历史的解释权落到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的手中。皇帝和大臣想要人们看到什么，人们看到的就是什么......
这样一来，人们的思想就被皇权所控制，这对封建王朝统治者来说确实是好事，但对后世研究史书却不是好事。
私修、官修这两种不同的修史方式，也导致前四史与后二十史在论赞上有巨大差异。论赞作为一种文体艺术，和思想文化有很大关系。
前四史中的论赞可谓是生机勃勃、各有千秋。
《二十四史》中的第一史《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名气。其论赞形式与风格和论政、注经紧密相连。
论政、注经是自先秦以来议论的两条发展线索，在汉初刘邦下令总结自古帝王得失和章学诚总结经子史注释的滥觞后，论政与注经便成为西汉写作的热门主题。
除了写作方面，注经还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用来判断是非，裁定案件，成为当时社会量刑的标准之一。
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修著出《史记》，因此《史记》不可避免的带有些论政注经的影子。在《史记》中，几乎所有的论赞都是“自注”，即司马迁对自己所写的目的和旨意说明。
这些“自注”，完美的表达了司马迁希望能通过理清辨析六经和诸子百家的材料，正确处理天人关系，认识古今变化规律，并对前人之事作出褒贬判断，表达爱憎的写作目的。
论赞文体便在这样充满着议论风尚的时代孕育成就，为后世提供典范，这也是为何《史记》是《二十四史》中名气最大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