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书》的特殊
至于《汉书》的论赞则和说经论难之风密切相关。
东汉初期，汉光武帝刘秀一方面为更好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是满足自己的爱好，于是常常和官员们探讨儒家经义，倡导儒学之士互相论难经义，对擅长论难的学者，还会给予一定的赏赐。
在光武帝和后来的数位皇帝的推动下，东汉掀起了一股论难风潮，同时涌现出一大批善论难的人才。班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自然也受到说经论难的熏陶，善于论难。
在朝廷大事辩论中，班固凭借他的论难才能多次得到奖赏，可见其对儒家经书的熟稔。在《汉书》论赞中，班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出自于儒家经书中的一些观点。
除此之外，班固在《汉书》中还尤为喜欢归纳总结，得出一些普遍规律，和东汉论难流行归纳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正是如此具有特色的论难方式，使《汉书》具有较高的名气。
东汉末年，说经论难逐渐倾颓，往日的言之有物变成虚言饰词，再加上战乱频发，关注个体精神成为当时的主流风尚。
人们谈论的内容也从以往的经书变成人的才能，论才性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潮。诞生于这个时代的《三国志》论赞，也就以评价历史人物的才情能力为主，并给他们取相应的名号。
比如称刘备为“英雄之器”，这一独特的论赞方式，向我们展示各种历史人物形象的同时，也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任人用士的经验，发扬了“经世致用”的著史传统。
和前两者相比，《三国志》的论赞更为独树一帜，也被后来的许多人所喜爱，所以它的名气自然也比较高。
而论才性这股风潮，一直到三国正始之时才被玄风所取代。玄谈之风讲究知识渊博，反应灵敏，口才捷达，口才不好的，就以笔谈论，做文章来当辩论词。
《后汉书》的论赞就受此影响，精细入微的论析名理、提出新颖的观念比比皆是，这些都是在当时颇受称赞的。也是这些精思妙解，为《后汉书》提高一些知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