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那个年代，我们不得不感慨，真的是群星璀璨、大师辈出。
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朱自清、刘文典和陈寅恪，各个皆是文学界的一座高峰。
比如说朱自清，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背影》、《荷塘月色》这类教材上的文章了解到他的。
实际上，他除了散文写得好之外，诗歌方面的成就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早年间，他和余平伯等人共同创办了诗歌月刊，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诗刊，后来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
不过要真论起天赋，他在散文方面的天赋也实在惊人，一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不知引得多少同行折腰拜服。
再说刘文典，此人既有真才学又有真性格。
在大学讲课期间，他们从先秦讲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讲到日本，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讲。
尤其是对《庄子》的钻研，更是到了当时公认的天下第一的地步，没人敢说自己研究得比他深。
他讲《红楼梦》的时候，同样堪称红学大师的吴宓就坐在下面听，讲完了，刘文典还要问一句，
“雨僧兄，你觉得我讲得怎么样？”
刘宓都是十分恭敬地站起来，连连说道，“您讲得非常好！”
上述内容都可以看出他惊人的才学，而他的性格甚至比才学更出名。
当年日本人请他去讲课，他直接拂袖而走，把说日语当做耻辱，并且直接警示国人，
“国家民族是大节，绝不能马虎，读书人更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明明能走日本人那里直接借道，他偏偏不惜从香港海南辗转，最终耗时数个月才抵达昆明。
如此性情，称一句大师是绝不为过的。
至于陈寅恪就更不用多说了，且不说他自己才学如何，光从刘文典对他的赞赏上就能看得出来。
刘文典的眼光是很高的，可是他对待陈寅恪的时候，一直是敬重有加，他甚至说过，
“我对陈寅恪的人格与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12万分的敬佩。”
“西南联大有三个教授，他是一个，我只能算半个……”
由这些人亲自出题筛选，认真培养，再加上独特的时代原因，那时自然是大师辈出的。
当然了，随着时代变化，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考题也是逐渐更迭的。
比如说，后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考题改为了“试述五四以前几年，中国知识界出现的四项启蒙运动”、“是比较30年代自由人的文艺，关于4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这类的。
相对来说，这类考题对于学生的考察更为全面，从中也能看出我们的社会是逐渐进步的。
至于很多人所说的“民国之后无大师”的论调，我们也是不敢苟同的，只能说大师一直在，只是不喜浮华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