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以前看过一些杜甫的诗，早就对这个前辈心存敬意，现在细细读了杜嗣业带来的杜甫遗作后，心情十分激动，于是挥笔写了一篇对仗工整、气势雄浑跌宕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
此文字数不算太多，但容量极大，用现代语言释意“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段话，意思就是古往今来的诗人都没达到杜甫这么高的水平，给予了杜甫顶级的评价。
（三）杜甫由此开始走红
元稹有种他人难以企及的学习方法，他学杜甫的乐府诗绝不是那种形似的邯郸学步，而是在神似的基础上提升到一种全新境界，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沿用白居易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元稹在捧红杜甫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元稹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使杜甫对后世的影响深传远播。晚唐诗人韦庄编辑的《又玄集》唐人诗选，首次选用了杜甫的七首诗，其担任后蜀宰相时，专门寻找到成都杜甫草堂的遗址，另建一间草屋作为标记。以后历经各朝修葺，成为闻名古今的历史人文景点。
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在这方面又推进了一步。他在《韩愈论》中写道：“......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集大成”是古代儒家评价孔子之功的赞语。杜甫的“诗圣”桂冠是宋代人安的，笔者虽然没考证出源自何方人氏，但秦观无疑算一个得力的推手。
杜诗在宋代影响越来越大。北宋末年，爱国名将宗泽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杜甫 《蜀相》中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李纲在敌军围城的紧要关头，上阵指挥血与火的“东京保卫战”中，亲笔题写杜诗分赠亲友，以表示自己誓与城共存亡的决心。
文天祥凭什么维系着自己的民族气节，最后从容就义呢？他在《正气歌》中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二百首《集杜诗》，把杜诗的原句重新组合成一首首五言绝句，以此作为自己民族气节的核心内涵。时至现代1945年抗战胜利时，许多背井离乡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杜甫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四）笔者的感悟
杜甫是被元稹捧红的这种说法过于片面和武断。杜甫能在身后被尊为“诗圣”，辉映千秋万代，与崇拜他的元稹、韦庄、秦观等人的力捧当然分不开，但笔者认为这是外因，杜甫自身具有满格的内在因素：
第一，杜甫是个重视修身养性的人。他一生追求且引为自豪的就是成为“儒”。有人作过统计，他的诗歌中“儒”字共出现过45次，仅一次指“侏儒”外，其余44次都是指“儒家”。他自称“老儒”或“腐儒”，直到临终前在洞庭湖上漂荡，他仍然自豪地称自己是“天地一腐儒”。综合他的一生来看，他符合孔子“君子儒”的要求，也就是当“圣”的水准。
第二、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对朝廷的腐败和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杜诗是部独一无二的“诗史”。
第三、他善于运用古典诗歌中的许多类型，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拓人，其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一言以蔽之，杜诗是集大成之作，从题材、内容、风格等各方面都极为突出，成就极高。
金子不论放在任何地方、不论蒙上光阴的几多尘埃，它终究会熠熠闪光！
【作者简介】赵心放，笔名赵式，重庆市南岸区作家协会会员，黄桷文学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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