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节。本不作要写什么的，因为写什么都是空洞的，更添了我的愧。在读了梁晓声《我的母亲》后有所触动，还是来写一写我的母亲吧，此情聊胜于无。
我的母亲1945年生辰，今年78周岁了，是一位高龄老人了。我有两年余没有回家见到她了。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孝的儿子。
不知道别人怎样，想起来，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比父亲多，在长大的年月里，总是离不开母亲。
有几件事，印象最深，常让我想起。
那时我在读初中，有气力帮家里做点事了。常常是，放学回来，家屋静静的，没有人在家。我便去找妈妈。我知道，妈妈一定在菜地，不是除草浇水施肥，就是点种或是为藤菜插枝。妈妈的菜园，永远是生机盎然。妈妈的菜种得好，炒菜也很好吃，人间无二。
暮色降临，我到了地头，叫着妈妈，妈妈应声回过头来。块地差不多收拾好了，我帮担着粪桶，妈妈抱着草或菜，一起回家，这是常有的平常的一幕。后来，妈妈独自挑一担粪水吃力，我可以帮妈妈一起抬。一开始，我抬前头，后来，我抬后头。因为我一天天长高了。抬在后头，可以尽量饶一点杠子，把重量向后移，让妈妈的肩上能轻一点。去菜园都是小径，又是上坡，我在后头紧支着桶把，小心的吃力地上得坡来。妈妈个不高，在通过抬粪的感受中，可以想到妈妈一个人挑一担水粪爬上坡的吃力辛苦。有时，妈妈在山上砍柴，我去接她，半途帮着背回来。有时也一起上山去砍。沟坡林丛，妈妈看着我机灵跳跃，总笑着说，三个黄花女不敌一个瘌痢儿呀，说这话时充满着自豪和幸福。至如今，我对菜园，对山林的亲切感，与过去的这些岁月是分不开的。
后来上高中，不记得是高一还是高二。那天是周末，我照例从学校回家。背着书包，拎着装有食堂的大馒头的大瓷缸往回走。在刚过县城，进入乡村的一条土路上，迎面碰到了妈妈和大妹。只见妈妈头上缠着一条毛巾，精神无力，大妹在身边相扶着。我知道，妈妈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大妹这是带她去看医生。那时大妹才十五六岁，还是个大孩子。大妹歇书早，上完小学就没再读了，因而接触家庭生活比我要早得多。妈妈见了我，说，你回去吧，我没事。那时，我竟听话的，真的一个人先回去了。我回过头，看着大妹相扶着妈妈朝县城街上走，妈妈那弱小的身形，叫我心里一颤。但我并没有做出什么举动，仍继续回了家去。二十余年了，我不知道这一幕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我想，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父母的辛苦，开始懂得了生活的不易。
是毕业后的某一年。年末，腊月，就要过年了。这天，我和妈妈一起上街，预备买点年货。县城十字街，每到年底十分热闹，沿街摆满了摊贩，一家挨连着一家，人来人往，吃的用的玩的各种各样，应有尽有。
我们来到一个卖红薯粉丝的小摊前，妈妈要买些红薯粉丝。这是年年过年必买的，是一道招待来客的家常主菜。红薯粉丝一小捆一小捆，九捆一扎，金黄透亮。妈妈一面看着粉丝的质量，一面问价钱，还价。当我们买了一些称好称算付钱的时候，有一个零头——几分钱。小本生意人，自然是不让的。可妈妈不肯付这几分钱的零头，要人家抹去。双方一时有点僵持。我自是不在乎，照算好的付账，也不顾妈妈的阻拦。妈妈见状，要伸手再去拿人家的一点碎粉丝。就在那当儿，我总是忘不了妈妈望我的眼神。
妈妈的眼睛竟也老了，像风雨中的烛火。眼角微红，带着一点点像没擦干净的分泌物。我分明看见，为了那几分零头，妈妈的眼睛潮湿了，有泪水要流出来。我感到妈妈的无奈，哀伤。在她，理解我在外打工挣钱不易，是为我节省。同时，妈妈也因为自己搞不到钱来帮我，心里内疚。随着妈妈年纪大了，搞钱的困难，对钱的在乎，这让我心里十分难过。我觉得妈妈好像在向我哀求，哀求什么呢？那弱小，卑微，叫我无地自容。因为我无能，不强大，不能够给妈妈安全感，是我，才让妈妈这样。在她的人高马大的儿子面前，和一个陌生小贩争几分的零头。多年过去，妈妈一定忘记了。但我忘不了。忘不了她挡我付钱时望着我的这一眼神。至今叫我想起来，心里还哆嗦，愧疚不安。
我没有读书后，总得找点事做。见街上有人卖盒饭，生意还不错。我便置办了车辆器具来卖盒饭。大概是晚于别人，又因自己木讷，抢不到市场而告终。我只好把器具变卖，连那辆三轮车。
在这之前，我用三轮车帮妈妈去卖废品，是妈妈平时捡带回来的一点零碎。我们到了县城电影院边上的一处废品站。那时电影院早不放电影了，也成了废品。原售票窗口改成“彩票”售卖点，正在售卖即刮。地上散弃了许多丢弃的票纸。
妈妈见了，不顾别人的眼光，弯下腰去，一张一张的拾捡起来。我那时早知道妈妈的辛劳。捡废品好似是脸上无光的事儿，但是，想起我高中三年，每个礼拜回家来，都会要点零花钱，都是妈妈给的。三块，五块，七块，从没有超过十块，我还想得起那些花花绿绿的票子颜色形状，有的很新，有的沾了汗泥渍迹，捏在手里，发出脆亮的声音。这些钱都是妈妈上街捡废品换来的。想到妈妈一整天在街上东跑西顾，顶着太阳晒，饿了就买一个米粑一根油条或一块烧饼充饥，省下几块钱，为的是我，是我们这个家。我就不觉得捡废品有什么丢人，乃而是庄重而伟大。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也弯下腰去，跟着妈妈一起捡拾。实话说，我们捡了一大捧的纸片，也卖不了几个钱。但我们很满足，开心，好歹是收获。妈妈看着我，没说什么，笑了。
附几位作家写的与他们母亲的故事。
梁晓声《我的母亲》
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秩序。我一回到家就嚎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种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热量烤着我的。
“妈……”“……”“妈……”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我熟悉的一双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又对我喊：“你看*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要钱买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人了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刻我努力想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然而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十五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吗？”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胡适《我的母亲》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眼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跪罚，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郁达夫《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
是第二年春天开学的时候了，我们的那位寡母，辛辛苦苦，调集了几块大洋的学费书籍费缴进学堂去后，我向她又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硬要她去为我买一双皮鞋来穿。在当时的我的无邪的眼里，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跳过了一班，升进了一级的我，非要如此打扮，才能够压服许多比我大一半年龄的同学的心。为凑集学费之类，已经罗掘得精光的我那位母亲，自然是再也没有两块大洋的余钱替我去买皮鞋了，不得已就只好老了面皮，带着了我，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去；当时的皮鞋，是由上海运来，在洋广货店里寄售的。
一家，两家，三家，我跟了母亲，从下街走起，一直走到了上街尽处的那一家隆兴字号。店里的人，看我们进去，先都非常客气，摸摸我的头，一双一双的皮鞋拿出来替我试脚；但一听到了要赊欠的时候，却同样地都白了眼，作一脸苦笑，说要去问账房先生的。而各个账房先生，又都一样地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不来。到了最后那一家隆兴里，惨遭拒绝赊欠的一瞬间，母亲非但涨红了脸，我看见她的眼睛，也有点红起来了。不得已只好默默地旋转了身，走出了店；我也并无言语，跟在她的后面走回家来。到了家里，她先掀着鼻涕，上楼去了半天；后来终于带了一大包衣服，走下楼来了，我晓得她是将从后门走出，上当铺去以衣服抵押现钱的；这时候，我心酸极了，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她拖住，就绝命的叫说：
“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
我拖住了她跪向了地下，她也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两人的对泣，惊动了四邻，大家都以为是我得罪了母亲，走拢来相劝。我愈听愈觉得悲哀，母亲也愈哭愈是厉害，结果还是我重赔了不是，由间壁的大伯伯带走，走上了他们的家里。
自从这一次的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当时虽还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了这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了，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转来。
汪曾祺《我的母亲》
我父亲结过三次婚。我的生母姓杨。我不知道她的学名。
一个人怎么会连自己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太小了。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故去了。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她得的是肺病，病后即移住在一个叫"小房"的房间里，她也不让人把我抱去看她。
我只能从母亲的画像看看她。据我的大姑妈说，这张像画得很像。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尖微蹙。样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我母亲是读过书的。母亲字写得很清秀。
我母亲死后，她养病的那间"小房"锁了起来，里面堆放着她生前用的东西，全部嫁妆--"摞橱"、皮箱和铜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继母有时开锁进去，取一两样东西，我跟着进去看过。"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南有一个秋叶形的小 臀花台。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 "'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
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她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
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
也许我和娘(我们都叫继母为娘)有缘，娘很喜欢我。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
小学一年级时，冬天，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我记得我拉的屎是热腾腾的)。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干净了，让我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她死于肺病。
我的第二个继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
我父亲是到邵伯结的婚。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邵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
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我十九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一九八六年回乡，这时娘才改E1叫我"曾祺"--我这时已经六十六岁，也不是什么"少爷"了。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苦的沧桑岁月。
她今年八十六岁。
林清玄《飞入芒花》
母亲蹲在厨房的大灶旁边，手里拿着柴刀，用力劈砍香蕉树多汁的草茎，然后把剁碎的小茎丢到灶中大锅，与馊水同熬，准备去喂猪。
我从大厅迈过后院，跑进厨房时正看到母亲额上的汗水反射着门口射时的微光，非常明亮。
"妈,给我两角。"我靠在厨房的木板门上说。
"走!走!走!没看到没闲吗?"母亲头也没抬，继续做她的活儿。 "我只要现两角钱。"我细声但坚定地说。
"要做什么?"母亲被我这异乎寻常的口气触动，终于看了我一眼。 "我要去买金啖。"金啖是三十年前乡下孩子唯一能吃到的糖，浑圆的，坚硬糖球上粘了一些糖粒。一角钱两颗糖。
"没有钱给你买金啖。"母亲用力地把柴刀剁下去。
"别人都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我怨愤地说。
"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没有就是没有!”母亲显然动了肝火，用力地剁香蕉坑，柴刀砍在砧板上咚咚作响。
我那一天是吃了秤锤铁了心，冲口而出:“不管，我一定要!”说着就用力踢厨房的门板。
母亲用尽力气，柴刀咔的一声站立在砧板上，顺手抄起一根生为竹管，气极败坏地一言不发，劈头劈脑就打了下来。
我一转身，飞也似的奔了出去。平常，我们一旦忤逆了母亲，只要一溜烟跑掉，她就不再追究。
那一天，母亲大概是气极了，并没有转头继续工作，反而快速地追了出来。像一阵风，我心里升起一种恐怖的感觉，想到脾气一向很好的母亲，这一次大概是真正生气了，万一被抓到一定会被狠狠打一顿。母亲很少打我们，但只要她动了手，必然会把我们打到讨饶为止。
边跑边想，我立即选择了那条火车路的小径，那是家附近比较复杂而难走的小路，整条路都是枕木，通常母亲追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选这条路跑，母亲往往不会继续追来，而她也很少把气生到晚上。
那一天真是反常极了，母亲提着竹管，快步地跨过铁轨的枕木追过来，好像不追到我不肯罢休。
"唉哟!"我跑过铁桥时，突然听到母亲惨叫一声，一回头，正好看到母亲扑跌在铁轨上面，砰的一声，显然跌得不轻。
我的第一个反应，一定很痛！因为铁轨上铺的，都是不规则的石子，我们这些小骨头跌倒都痛得半死，何况是母亲?
我停下来，转身看母亲，她一时爬不起来，用力搓着膝盖，我看到鲜血从她的膝上汩汩流出，鲜红色的，非常鲜明。母亲咬着牙看我。
我不假思索地跑回去，跑到母亲身边，用力扶她站起来，看到她腿上的伤势实在不轻，我跪下去说:"妈，您打我吧！我错了。
母亲把竹管用力地丢在地上，这时，我才看见她的泪从眼中急速的流出，然后她把我拉起来，用力抱着我，我听到火车从很进的地方开过来。
这是我小学二年级时的一幕，每次一想到母亲，那情景就立即回到我的脑海，重新显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