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周有光先生是汉语拼音之父，有什么疑义吗？不好意思，还真有。
记得周先生说过：“我是1955年10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我当主任，招牌上只有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旁的事情要管。……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十五个人，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后来要起草一个草案，推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周有光百年口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113页）
1955年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吴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黎锦熙、罗常培、丁西林、韦悫、王力、陆志韦、林汉达、叶籁士、倪海曙、吕叔湘、周有光为委员。除周有光外，委员都是名重一时的语言文化教育学者。周有光所说要起草的草案，就是《汉语拼音方案》。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起草。 显而易见，准确地说，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研究撰写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作为组织者、作为文改会专职工作人员及拼音化研究室负责人，他应比其他委员尤其是兼职委员，做了更多的工作。仅此就可以称其为“父”了吗？更重要的是，汉语拼音是周有光或文改会的专家们，前无古人，横空出世，首创而成的吗？似乎不是。
其实，汉语拼音，最早可追溯至元朝。大概编写于1269—1292年间的《蒙古字韵》，是“汉语史上的第一个注音方案，内容涵盖声母、韵母和声调等汉语的整个语音系统，而且标音反映实际口语，所以此书对于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具有特别意义，从准确性、可靠性、完整性上没有任何其他文献与之相媲美。”（照那斯图《〈蒙古字韵〉拾零》，《语言科学》2004 年 第 3 卷 第 2 期）《蒙古字韵》，是用八思巴文注音汉字的一种韵书，是“八思巴字和汉字对音的一部对照字典。这既可用来学习蒙古字，也可用来学习汉字，是汉字译音和蒙古字书写规范的标准手册。”（同上）编著者不详。八思巴文是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诏令用其“译写一切文字”，成为元朝“国字”。元亡后逐渐废弃。用八思巴文注音汉字的《蒙古字韵》，也渐失传，元代刻本流傳至清道光年間亡佚。現在仅存一写本，是1308年（元至大戊申年）朱宗文（字彥章，信安人）写的校訂本。书于清末流入英国，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此书标音反映实际口语，对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得到汉语学界的极大关注。
图：《蒙古字韵》书影。
到了明代，有人首次采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这是一群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他们为了传教，需要学习汉字。学习汉字，先要了解读音。中国传统注音方式，是直音法与反切法。直音法是用同音字注音，如“蛊，音古”。反切法，用两个字给一个字注音，前一字声母与被注音字声母相同，后一字韵母、声调与被注字韵母、声调一样，如“塑，桑故切（或桑故反）”。这两种方式都需要事先掌握较大数量汉字，使用起来都不便捷。传教的洋人，为了快速学习汉字、进行传教，想出了个用拉丁字母注音汉字的好法子。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利玛窦是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耶稣会是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现任教宗方济各就是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的书《西字奇迹》，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方案包括26个声母，44个韵母。可惜原书失传，不过他有四篇汉语拼音文章传世，可一睹最早的对外汉语教材风貌。
图：利玛窦用汉语拼音拼写的文章。
还有一位法国人叫金尼阁，也是耶稣会教士。他出生地原属比利时，自称是比利时人。他编著的《西儒耳目资》(1626年出版）也非常著名。这是一本拼音韵书，承继了利玛窦等前人成果，并由几位中国文人协助编成。他的拼音方案包括20个声母和 50个韵母。金尼阁将声母称作“字父”，韵母称作“字母”，理由是声母与韵母配合而生出一个字音来，而生出的字自然叫做“字子”。他解释道：“余今所取，一父一母，共生字子。此自然之理也。况在首者曰父，在末者曰母，岂不然哉？”（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第139页）把个语言问题搞得像产科生孩子。
图：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书影。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给予利玛窦、金尼阁极高评价：“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跟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资》在中国音韵学史上，跟以前守温参照梵文所造的三十六字母，以后李光地《音韵阐微》参照满文所造的‘合声’反切，应当具有同等的地位。因为他们：1.用罗马字母分析汉字的音素，使向来被人看成繁难的反切，变成简易的东西;2.用罗马字母标注明季的字音，使现在对于当时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3.给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出一条新路……”。他们“直接用罗马字母注音，使后人对于当时各个字的音值比较得到清晰的印象，并且给音韵学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蹊径的，明季的耶稣会士（Jesuits）要算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臣了。”（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2、253页）认为他们在汉语音韵学、语音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贡献。
清初，天主教跟皇上的关系紧张。耶稣会教士本入乡随俗，允许国人既信教，又祭祖，传教顺利。但到康熙43年（1704），罗马教皇发出“教令”，禁止中国教民祭祖，引起朝野愤怒，康熙将教皇使者驱逐至澳门监禁。后耶稣会教士参与皇权争斗，又站错了队——站在雍正对立面。雍正登基后，除保留钦天监（观察天象机构）中供职洋人，将其他洋人统统赶到澳门看管，不许擅入内地。天主教传教活动大受打击，静默约二百年。
直到清末，海禁大开，各国传教士又卷土重来，蜂拥而入。在南方几个开放后的口岸城市，他们发现当地居民，大都不会官话，只懂方言。为了传教，便因地制宜，依据各地方言发音，用罗马字翻译《圣经》，创制了“教会方言罗马字”，编写了多个方言版本的《圣经》。罗马字就是拉丁字的另一种说法。1815 年到 1823 年之间, 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 Robert Morrison, 1782 -1934) 编了一部 《中文字典》, 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拼写广东方言, 是一种教会方言罗马字字典。“厦门话教会罗马字”是通行最早、使用最广的一种汉语拼音文字。它以厦门音为基础音，以闽南语语法规则为语法基准。“据《厦门宗教》记载：“白话字创设于1851年，创设者为美国三位牧师，打马字、罗帝、宾为霖，他们共同编集简明易懂的《白话字典》。（据《泉州宗教文化》记：宾为霖是英国长老会牧师）这是一般记载的‘厦门话教会罗马字’的创制时间与创制者。”（罗攀《中西文化碰撞的意外收获——厦门话教会罗马字的创制、传播及其对闽南社会的影响》，《海交史研究》2008 年第2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福建有些地方教会的老年人仍在使用“厦门话教会罗马字”。接着, 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 其中厦门的 “话音字” 1850 年开始传播, 仅在 1921 年就印刷出售 5 万册读物,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 大约还有 10 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教会外的汉语拼音，即英国外交官威妥玛和翟理斯共同创制的拼音方案——威妥玛一翟理斯式拼音方案。1867年，威妥玛出版了汉语拼音课本《语言自迩集》，用英语26个拉丁字母拼写京音官话，遂成为通用标准音。后来翟理斯（H. A. Giles）在其《华英字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1912年出版）中，对威妥玛的标音系统又略加改良，形成了“ 威妥玛-翟理斯式”（Wade-Giles）拼音。威氏拼音诞生之后被广泛地运用于邮政电信、海外图书馆中文藏书编目、外交护照中文人名及地名译音等。1906年，上海举行“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做了统一和规范。会议决定基本上以翟理斯所编《华英字典》（1892年上海初版）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为依据，也就是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这种拼音系统被称为“邮政式拼音（Postal Spelling System）”。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继续使用，成为国际社会拼写中国地名最常用系统。直到1977 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的国际标准, 宣布威氏拼音在国际社会停止使用。但实际上仍有个别专名沿用旧称，拼写没有改变，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名中的“Peking”“Tsinghua”，便是一直沿用威氏拼音。这或许因其是有国际影响且历史悠久的专名，改动会引起一定混乱，还是一任其旧为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