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音字母。M、F的注音字母，真像视力检查图上的符号。
以上汉语拼音方案创制者的初衷，都还只是把拼音当作高效学习汉字的拐棍儿——一种辅助工具，并非真要汉字的命。而五四运动后情况则大不相同，汉语拼音方案的提出者，都是真要汉字的命。
五四运动狂飙突起，新锐知识界开展文学革命、文化革命，进而将汉字视作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大妖孽，提出更为激进的文字改革主张。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莫过于钱玄同的观点。1918年，他在发表于《新青年》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923年，在《汉字革命》中，他“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做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1925年，他更在北京国语运动大会上喊出“打到古文！打到汉字！打到国粹！”的口号。
与此同时，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刘半农等人，积极推进国语罗马字，希望它能逐渐成为一种独立文字，以取代汉字。1922年，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中提出改用拼音文字的十项筹备工作，并认为“这十项的筹备，要是努力去做，我想以十年为期，总可以做得成的。我希望1932年（民国21年）以后，入学的儿童不再吃汉字的苦头。”赵元任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中，拟定了国语罗马字草稿，提出了国语罗马字应该注意的二十五条原则，指出了国语罗马字未定的疑点，为国语罗马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他认为，罗马字拼音法式比世界上无论哪一种拼音文字都要实用，又赶上了提倡语体文和国语统一两个运动正在乘风破浪地前进，于是乐观地憧憬：“现在和那两个运动密切相关的国语罗马字自然没有再好的机会的，趁此时努力做下去，不多年可以使全国人民识字，不十年可以产生出新文字里的更新的发展，不几十年可以把世界上的文字科学的精华都译成中文，不一世纪我们的学术思想可以发展到比哪一国都高深丰富，那时候的小孩子看见了英文，倒要反过来问：‘怎么他们英国人也写中国字？我听英国人说话有些很奇怪的声音，怎么能够拿出中国字母拼得准呢？'”（赵元任《国语罗马字研究》）为排除保守势力的阻碍，钱玄同甚至委曲求全地表示:“二十六个罗马字母现在已成为世界通用的字母……我们固然愿意用注音字母，但同时我们又主张应该采用罗马字母，将罗马字母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他们经过一年多研究，最终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上报教育部，申请发布，但未获通过。直到1928年，北伐胜利，蔡元培掌管教育部（时易名“大学院”），经他努力，“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才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获准发布。
国语罗马字是我国语言学专家拟订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拼音文字方案，从此字母形式从汉字笔画式转向拉丁字母式，拉丁化逐渐成为汉字改革的主流。但是，国语罗马字推行不广，影响不大。其原因，除政府不支持外，主要是这些制定方案的大学者们，不善组织宣传推广、教学实践，使方案无法真正落地，其推行远不如之前的注音字母和之后的拉丁化新文字。
图：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此后影响更大的文字改革运动则是，瞿秋白发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是中共领导的文字改革和拼音化运动的序曲。运动发展及后续情况，笔者微信公众号“望山楼随笔”中《斯大林是汉字拼音化的幕后推手》已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在全国征求意见。吴玉章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说明道：“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汉语拼音方案？在这里首先应当说明现在我们提出讨论的是‘拼音方案’，还不是‘拼音文字方案’。拼音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字母表和字母的读写方法。有了拼音方案，将来就有可能根据这个拼音方案来拟订拼音文字方案。但是拼音方案和拼音文字方案是两回事。”这表明当时准备汉字拼音化分两步走。同年9月，吴玉章在中共八大发言说：“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罗马字母，即拉丁字母，这是确定了的。因为拉丁字母是现代大多数的民族语言中所公用的字母，并且是为我国知识界所已经熟悉的一种字母。用国际通用的字母书写汉语，正象我们采取公历、公里、公斤一样，决不会损害我们的民族文化。”1958年1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从1955年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经过语言学家们三年努力，《汉语拼音方案》最终诞生。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其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图：汉语拼音方案。
有语言学者指出：“《汉语拼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总结了16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方案，14 个方案对《方案》有贡献。声母来自利玛窦、卫匡国、刘孟扬、黄虚白、刘继善、拉丁化新文字6个方案;韵母来自利玛窦、金尼阁、卫匡国、马礼逊、艾约瑟、威妥玛、S.Couvreur、马提尔、朱文熊、黄虚白、国语罗马字11个方案。韵母自成音节形式来自利玛窦、马礼逊、威妥玛、刘继善、国语罗马字5个方案。汉语拼音是中外十几代人智慧的结晶，是集大成的最佳方案，考虑周到，比较众多的方案，作出最佳选择，安排好每一个声母和韵母，实属不易。实践证明汉语拼音非常成功，从注音上看，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关于中国地名拼法的决议（1977年9月）说，‘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马庆株《〈《汉语拼音方案〉的来源和进一步完善》，《语言文字应用》2013年第1期）
以上介绍了汉语拼音方案产生的基本过程。显然，在周有光之前有过很多拼音创制者，只是他们很少被人称之为“父”。或许他们根本不为常人知晓，或许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像元朝八思巴字拼音虽最早，但已是死的文字，而且与现代汉语拼音拉丁字母在形式上相距甚远，难以认其为“父”。洋人首创拉丁式汉语拼音，可未见有人称其为“父”，这大概是由于民族感情难以启齿吧？不过，在周有光之外，倒是另有一人也被人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就是卢戆章。在福建，卢戆章的老乡们一直将其视为“汉语拼音之父”，还在厦门鼓浪屿上修了一条拼音道，以示纪念。
图：鼓浪屿拼音道。
对此问题，语言学界的态度是怎样的？1992年，语言学家们在北京开过一个“语文现代化运动100 周年纪念会”，“周有光先生在发言中指出，100年前从卢戆章创造切音新字开始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是我国语文的一个重大转折。”（《语文现代化运动100 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语文建设》1992年第7期）会上，周有光肯定了卢戆章在汉语拼音上的开创性贡献，这其实已经表明，如果说一定要确定“之父”的话，卢戆章更有资格。但是，语言学界仍未将谁列为“汉语拼音之父”，这又是因为什么？我想，其中奥妙大概就是：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并非一时一地一人的独创，而是众多学人长期探索研究形成的成果。学界虑深谨严，不胡乱认人为父。媒体简单轻率，为博眼球，可随意喊爹。
文末谈点儿感想。
回首四百年前，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首创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虽以扩大宗教版图为初衷，但终有利于中国融入全球大家庭，他们的献身精神、科学素养也令人敬仰叹服。
回首晚清以降百年汉语拼音发展的历史，简直是一部中华民族变法图强的历史。有责任心的读书人，在民族危难、文化衰微之际，殚精竭虑，勇敢探索，致力于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再造，尽管有些观点做法过于偏激，甚至不切实际，但那份激情与勇气，却永远令人敬佩，永远值得后来者学习。
百年汉语拼音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转型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历史。小小的拼音字母，折射了大时代的历史风云。而历史仿佛在告诫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征程，越是向前发展，就越要勇于敞开胸怀，融入世界。
